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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性智慧”: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

 

1.中国本土人类学者的“生存性智慧”:人类学知识,知识人类学, 以及知识的人类学未来

朱剑峰

“你们的人类学研究有什么用?”笔者回国执教以来, 发现自己多年来致力的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经常处于一种被质疑的地位,而被迫一遍又一遍地为自己研究领域的科学性、必要性与合法性进行申辩。这种扰人心烦的而在西方人类学界鲜有问及的问题,使笔者不得不面对中国当代学术界被科学“理性“知识以及相关科技统治下的现实。这种对人类学研究“有用性”的疑问也将处于西方知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以及科技学领域的有关“专家知识”这一核心命题重置于中国的本土并加以反思。基于笔者2008年以来在上海的田野经历片段, 本文将对人类学领域的关键概念“本土知识”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国际都市化(cosmopolitanism)的平台上展开理论和实践上的初步探讨。通过对知识人类学的理论回顾,笔者认为对“本土”的建构是中国当代主流学术界知识生产过程(knowledge Production)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土知识”的建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对国内权力批判的“去政治化化“工具式需求,也是针对西方学术霸权而形成的中国民族身份的有力武器。而这种对“本土知识”的建构却恰恰满足了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类学界对自己的“文化“批判”和对“alternativeness“的不懈追求。通过对”本土知识“的建构,中国人类学家有效地获取了自己对”中国本土知识“代言人“合法地位。通过笔者上海田野尝试性研究的浅析,并受当今美国人类学界对“过程性”研究的启发,本文提出“流动的田野“作为协调传统人类学知识和知识人类学矛盾的潜在缓冲地带,并进一步展望有关”知识“的未来人类学研究。

 

2.生存智慧-话语的希望与困境

彭文斌

生存智慧既代表一种概念导向,又折射出一种对现代性叙事(metanarrative)的话语与现实的反思,在时间的意义上延伸过去、现在,并展望未来,既折射困境,又标志理想。就人类学的角度来讲,生存智慧的提倡无疑是与Arif Dirlik 近年来提出与全球化及现代性相对的“critical localism” (批评性地方主义)有着认识论上的纠葛与关系,与非主流传统知识、边缘群体的宇宙观,乃至人类学的知识框架和道德感都有着相应的联系。就形态来讲,生存智慧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表述形式, 但其基点则是对系列现代性观念的反动——如沃尔夫(Eric Wolf)所批评的社会学科的疆界与专业知识的细化所导致的对人的社会关系和自然界认知场景与进程的分割、土著世界观与生活、生产和社会关系在科学认知体系中所谓的未“脱魅”(disenchantment)状态,以及哲学层面中的实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滥觞。生存智慧的呼吁之中,德性之知,即“致良知”,为其主旨,实际上是为了超越一种单纯的知识之知或经验之知,以一种他处之知和他人之知,即相对之知,消减西方话语中的普世理性与科学主义。

 

3.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明代广西土司的宗教实践

张江华

本篇文章主要是以广西明代一个著名的土司在其所辖区进行的文化与宗教建设为个案,讨论明代广西左右江地区土司在土司制度之下的文化适应策略。

 

4.族群和谐与互动策略:从彝文典籍看彝族人的生存性智慧

巫达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然而历史上在这个区域曾经出现过大大小小十七个族群名称。为了争夺自然经济及政治资源,这个区域也是一个族群冲突频频发生的地区。在秦汉时期这个区域即已被划入中原版图,但直到唐朝时期,这个地方仍然是唐、吐蕃、南诏国的军事必争之地。这里自古以来是彝人、藏人和汉人三大族群发生互动甚至冲突的区域。直到元朝蒙古人在凉山地区设立罗罗斯宣慰司,这个地区才算完全为中原政权所控制,但族群互动与族群冲突却至今都没有消失。本文试图从彝文古籍中探讨彝族先民的复杂的族群环境下的互动策略,结合笔者手里掌握的多年田野调查材料和个人经验,勾勒出彝族人在复杂社会环境下的“生存性智慧”。

 

5.中国沅江流域的地方性法律知识再生产、身份认同转型与族群生态格局

龙宇晓

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巨匠布迪厄(Bourdieu)曾经指出文化作为生存资本的重要性,他关于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理论观点早已广为全球学界一致赞同。然而,正如加拿大社会学家Côté等人进一步阐述的,基于文化亲缘感或其它原生亲缘关系体认或共同体想象的群体身份认同也是一种重要的生存资本,这种身份认同资本(identity capital)不仅有其独特的资本运作方式,而且甚至与实体资本一样,也有自己特定的身份资本市场(identity market)。受这样的理论立场启发,本文采用历史民族志的方法疏理中国沅江流域在二十世纪的族群建构历史,解析该地区族群生存的地方性智慧、族群身份认同的话语策略及其法理基础,以期为中国社会科学表述“中国经验”提供一个新的实证视角。这项研究表明,近现代中国的多民族国体建构为各个不同区域族群身份资本的消长和转型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身份资本市场,而在这个市场里保持一个“多元化投资拼盘”(diversified portfolio),即本文所说的国家调控下的族群生态平衡(state-sanctioned ethnic equilibrium),则是中国准民族国家(quasi nation-state)这个“超级巨型有限公司”规避崩盘风险的永续型潜规则;区域文化系统的民族化和民族文化系统的区域化成为一对二元一体、互为依存的身份资本转型策略和族群生态格局平衡手段,始终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总是与国家法律工具的地方化运用和地方性法律知识的再生产密不可分的。从这个角度上说,由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沅江流域的计策性运用(非司法缘用)而形成的这类潜藏在法条文本背后的地方化法律知识系统,无疑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验特别是中国地方性生存智慧的复杂性(complexity)和微妙性(subtlety)提供了一个富有价值的切入点。

 

6.生存性智慧、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以浙北农村为例

张乐天 陆洋

本文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浙北联民村进行了一次日常生活的考古学,揭示了农民在应对大自然的历史与传统中构成了他们对人与自然和谐的内省式感悟和感性实践,这是农民的生存性智慧。然而,当人民公社时期引进农业现代技术之后,对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的依赖使农民的生存性智慧迅速被现代农业背后的工具理性价值观所取代,而与之相关联的乡村内部权威结构也被外部技术权威所取代,乡村社会已变成了一个农业无技术的空间,农民面临着极大地生存环境危机。本文试图通过对现代农业技术的反思与批判,强调生存性智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根本性法则,不应该被当成过时的生活方式而抛弃,它应该重新回到历史舞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7. 苗族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的“绝对权威”与“充分民主”

张 晓

在自我管理的传统苗族社会里,我们发现它的结构虽然简单,但是却管理得有序安稳,具有自己的本土智慧。本文将以中国最大的苗族村寨西江和进入现代化强国的美国苗族为主并结合其他案例,描述苗族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中如何实施“绝对权威”和“充分民主”,进而论述其组织管理手段背后的文化基础,以及二者在传统苗族社会中互为基础,相互支撑,合二为一的互补关系。

 

8.“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择塘村水务工程中的水权与林权

张佩国 王扬

本文以“事件束”为切入点,遵循“整体生存伦理”的民族志认识论原则,把林权与水权置于当地人的生存智慧与道德表述中,从“他者”的视角全面审视林权与水权的历史实践,展开林权与水权之于中国经验的解释社会学。

 

9.文化与制度:清水江流域侗族木材市场的形成与林业经营模式

曹端波

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而制度的形成与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文化的影响尤巨。贵州清水江流域在明清时期形成了具有良好秩序的木材市场,并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发展出一种林业经营模式。清水江侗族木材市场及其林业经营模式是在内地汉族商人渐次深入到这一区域,并在内地经济制度的影响下形成的,然而,其制度的形成并非单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事实上,清水江流域侗族的传统知识与行为方式在木材市场形成与林业经营中至关重要。清水江侗族社会在木材市场形成过程中,利用自身文化的内在逻辑,主动发展出一套适应市场秩序且利于市场发展的林业经营模式。在木材贸易方面,形成了一套由卦治、王寨、茅坪三个村寨轮流值年“当江”、开店歇客、执掌贸易的制度;在采伐和运输方面,规范和约束木材采运活动的“江规”应运而生,即分步放木的江规,每一河段的木材只允许这一河段的民众放木;在林业经营方面,形成了较成熟的人工营林经济模式。清水江木材市场及林业经营有其独特的模式,侗族传统文化在这一经济制度的形成中,不是简单地回应外来汉文化的冲击,而是主动利用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良好秩序和经济制度。

 

10.从心物关系看“生存性智慧”

王铭铭

本文主要表达《心与物游》书后的若干感想,文章将借冯友兰的境界论,对现有人类学理论进行梳理,并基于此,讨论传统神话学与宇宙论的心物关系论述,将之于“生存性智慧”的讨论联系起来。

 

11.在“正常”与“非正常”之间:对于上海地区聋人调适性智慧的人类学初探

潘天舒 张梅胤

本文借鉴人类学的整体全观视角,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手段,对上海地区某聋人群体的生存环境和状况进行细致和缜密的调查和分析。聋人的日常话语实践是本文论述的聚焦点。针对标准手语这项以造福聋人群体为宗旨、以标准化和专业化为目标的社会工程在聋人日常话语实践所遭遇尴尬的实际情形,本研究力图提出一个基于田野考察的文本,以期弥补官方范畴内“特殊群体”在相关社会科学文献中“缺席”或“失声”的缺憾,并提醒学界内外的饱学之士,以充满人文情怀的平等心态,来关注调适性智慧对于包括聋人在内的“特殊人群”的多重意义和价值。

 

12.雪神信仰与冰雪生存方式的记忆与意义

田兆元

一,被遗忘的雪神信仰考索;二,传统的中南方冬日生活规则;三,当下中南雪灾无助之困;四,传统生活知识之重要;五,所谓现代化知识的局限;六,传统知识的传习,应对雪灾的简单知识。结语:简单的知识,高上的智慧。

 

13.塘公祠与旅游公厕——地扪村空间异质性分析

尤小菊

通过对地扪村两种空间表征展开对旅游村寨空间异质性的探讨。作者认为两种表征物实际代表不同知识体系对同一空间的不同认知、想象与实践。塘公祠作为村落神灵与地扪人日常生活经验、感知世界密不可分,是一个富于地方意味的空间。旅游公厕是政府在发展话语下,遵循市场化逻辑,将村落空间均质化并外在于地方。在两种空间意象冲突下,地扪人采取的“地方化策略”可视为地方性与现代性展开对话的一种尝试。地扪村个案为反思现代性地、全球性提供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观照视角。

 

14.实践记忆:全球背景下的地方性知识活动与生存性智慧实践

罗正副

何谓实践记忆?文章试图通过中西实践、记忆知识谱系的梳理,抽绎二者的内在关联性,即“重复性行为或活动”的实践逻辑,以及实践记忆与个人记忆、历史记忆、社会或集体记忆等传统记忆概念和记忆理论关系的爬梳,在厘清实践记忆来龙去脉的同时,界定实践记忆(practice memory):是指人们在日常交往、生活、行为或仪式实践活动中,耳闻目睹、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习得的文化记忆。实践记忆并非仅停留在玄奥理论的探讨,当我们将这一理论置于特定仪式实践考察并展开分析时可以看到,在具体实践展演过程中,一则民族文化在实践记忆中得以唤醒重现和传播继承,一则增强了族群的社会记忆和自我认同,再则拓展记忆的情境性表达。在全球背景下,实践记忆的情境性、在场性特点,既对地方性知识活动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作用或影响,又是民族文化生存性智慧实现文化实践意义的载体。不仅体现实践记忆的理论建设性诉求和实践性知识生产或文化传承,而且展示了实践记忆立足现在,重构过去和开启未来的时间线性与多元复合特点。

 

15.认知模式与移民困境:西南民族地区移民中的生存认知与实践

胡 亮

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工程移民涉及四类主要参与者:少数民族移民;业主;地方政府;设计单位。由于四类参与者在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认知上的不同,反映在具体的移民过程中,这些牵涉其中的参与者就会对移民政策、实施、结果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和评价。本文运用人类学关于文化认知的观念,对这四类主体的认知模式和行为予以分析,主要目的在于说明,政府出于“发展”目的导向所建构的知识传统,业主出于“为国家创产值”的经济理性传统,以及从上述要求出发进行移民设计的单位的“科学”传统,造成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而这一优越感在面对少数民族移民文化生态脉络下的“生存——适应”知识传统时,不可避免的会被被重新审视、调整、适应。事实上,移民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生计模式、避险经验以及宗教信仰的认知,以及他们的对于理想生活的诉求,共同建构了一种理想的人观,这一人观必须在此类项目中有所了解,获得尊重。

 

16.阴安阳乐”——巫眼•巫乐•巫路中的宇宙观

萧 梅

本文以中国广西壮族社会中的一类具有附体能力的女性执仪者me214 mot31(魔婆)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迷幻(trance)中的“神视”及其歌唱能力如何连接一个无形世界(阴间)和仪式当事人(执仪者和参

 

17.森林的智慧——从鄂伦春族歌唱的建构看其“声音的世界观”

高贺杰

鄂伦春族属北方通古斯族的一支,分布于大、小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的,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鄂伦春族现有人口8196人。据史料研究,鄂伦春族的历史可上溯至南北朝时期“北室韦”。鄂伦春族属无文字民族,其语言“鄂伦春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1951年,在今天的内蒙古海拉尔河流域的鄂伦春人和大兴安岭其他几个流域的鄂伦春人,选择大兴安岭腹地阿里河为定居点,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开始了鄂伦春人下山定居的历史。在这之前,他们则是自由驰骋于山林的游猎民族,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如今鄂伦春族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两省,但老一辈的人常自称“呼玛仟”(呼玛河流域的人)或“甘奎千”(甘河流域的人)等等,依八字排列的大—小兴安岭山脉以及密布其间大大小小的河流,构成了鄂伦春人最为熟悉的地理空间坐标。

 

18.流动的宇宙观图式——陶云逵关于西双版纳的“双重时间体系”研究之启发

杨清媚

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陶云逵在云南中缅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田野调查,其中,他关于西双版纳的调查报告“车里摆夷之生命环”和“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礼聘往还”呈现出当地存在着双重宗教宇宙观及其对应的双重政治结构的问题。所谓双重宗教指的是佛教和巫,两者在现实政治结构和仪式生活里存在着对抗与交流,并集中在土司身上体现。这种双重结构我称之为“双重时间体系”,意在从宗教宇宙观的角度继续考察陶云逵所关注的这种多元宇宙观对西双版纳地方政治实践的内在影响。然而,陶云逵的这一田野所见却超出了他用文化理论所做的解释——西双版纳的双重宇宙观并非一个单独而内生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而是来自历史上华夏与印欧两大文明体系的碰撞;因具体的历史条件,西双版纳当地对碰撞中所形成的结构性存在进行理解,也即对两种文明宇宙观做出容纳和安排,在两大文明之间得以维持自身存在。而陶云逵对云南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亦发现,仰赖这种智慧,西南民族亦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既保持自己的民族精神,同时又形成与他者的交往。面对活生生的历史与现实,陶云逵作为德国民族学派在中国的继承者,其文化理论固然不无矛盾之处,但是沿着他的发现却给我们带来更多启发:以“双重时间体系”作为切入点来思考华夏文明体系的特点,并从中挖掘多元宇宙观的理论意义。

据此,本文将从三个部分展开讨论:1、通过梳理陶云逵的“双重时间体系”之论述,来看民族精神在具体时空中的呈现;2、通过对陈序经和陶云逵的西南民族研究之比较,讨论民族流动过程中民族精神的保存与变化;3、对德国文化理论的初步探讨与反思。

 

19.智慧与谋略:乡村社会之中的黑地政治

狄金华

本文对新中国成立以降中国乡村治理实践的研究将主要集中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乡村社会最为重要的土地资源,其在村组内部的分配与使用情况,特别是村庄内部黑地的形成、分配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二是由黑地所勾连起来的乡村社会同基层政府之间的互动,及其中彰显出来的底层社会智慧。本研究所使用的材料皆源自于笔者在鄂西南楚南县河村田野调研中所收集的资料,其中既包括对历任村组干部、普通村民的访谈,也包括在村委会档案室所收集到的土地管理的原始记录。由于研究将考察的焦点集中在黑地,试图以黑地为基点展开对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并以此展现村庄社区内部的治理逻辑,以及由此勾画出底层社会的智慧。

 

20.猪草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吴 旭

猪草是我国乡居生活图景中的重要要素之一,也是研究我国民族植物学和民间生存智慧的宝库。猪草文化透露着重要的文化信息,展示了国人怎样在有限的当地资源中获得可持续的发展。本文以华中山区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论述猪草文化在历史上的社会变迁中为民族植物学知识的传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当今现代化过程中的境况及对策。

 

21.另一种生存性智慧

吴冠军

邓正来先生在其《“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的研究论纲》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哈耶克“默会知识”上的“生存性智慧”(或“默会智慧”)概念,以同“知识导向”的现代性逻辑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相对立。在本文中,我将结合先秦儒家、道家与当代拉康主义精神分析思想,来提出关于“生存性智慧”的另一种进路。如果说邓先生的进路是一种人类学的进路的话,那后者将是一种哲学-存在论的进路,来反思现代性的知识格局。

 

22.费孝通的“三区论”与王铭铭的“三圈说”的比照分析

赵旭东、齐钊

在已经开展的国内外费孝通研究中鲜有涉及对费孝通学士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的再考察与再分析,王铭铭所做的相关研究亦是其中的一例,他于近年来提出“三圈说”来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并对自己的“三圈说”以及“中间圈”进行了诸多的历史追溯与谱系建构工作,但遗憾的是,他却并未注意到费孝通在1933年的《亲迎婚俗之研究》一文,而这篇学士论文却恰恰已在具体经验研究的层面对王铭铭通过“三圈说”而主张和提倡的反思、对话与提升工作进行了实践,本文则是通过对费孝通的“三区论”与王铭铭的“三圈说”的比照分析,试图指出费孝通这篇学士论文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以期学界能够对此篇论文采取重视的态度,认真研读和学习。

 

23.江南传统生态农业文化的修复:理念、重点和难题——以苏州为例

王俊敏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生态复杂、民族众多、文化多样的大国,从经济的视角来看生态-民族-文化,主要有北部和西部各少数民族的森林狩猎-采集、山地刀耕火种、草原游牧和中东部以汉族为主的农耕等几种类型。随着生态-民族-文化危机逐渐凸显并日益加剧,这一领域的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很快成为中国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显学”。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基本限于或侧重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几种经济文化类型及其与特定生态系统的关系的范围,而以汉族为主的农业文化类型及其与特定生态系统的关系研究则显得薄弱,这与其历来举足轻重,至少也是半壁江山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本文以苏州为例,探究江南汉族的传统生态农业文化修复及其与农田-水域生态系统重塑的关系,既作为笔者以往研究序列的一个延续,也希望对该领域研究有所拓展和推进。

江南汉族的传统农业文化曾经发展到了传统生态农业文化阶段,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宝库中的精华和瑰宝。但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农业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生态-经济-文化逐渐割裂和分离,江南传统生态农业文化日益遭到侵蚀和破坏,甚至有消失的危险,急需拯救和修复。

本文以苏州为例,探讨了江南传统生态农业文化修复的理念、重点和难题。首先需要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包括改变传统农业文化落后、传统生态农业经济效益低、重文化“遗存”保护轻文化“活态”修复等观念。传统生态农业文化修复的重点在于各传统农业文化样式——稻作、渔捞、蚕桑等——生产层面上的并具有丰富生态内涵的农田和水利灌溉设施、生产技术和经验、生产工具、本地土特农产品种、传统生态农业生产模式,以及自然农业文化所依存的整体自然环境。传统生态农业文化修复主要有三道难题需要破解:政府能否进一步转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能否确保农业发展足够的耕地和水域面积;能否通过高经济补贴和高生态补偿,使农民同时成为生态民,赋予农民以修复自然农业文化和重塑农田-水域生态系统的动力。

 

24.从梯田文化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

徐则平

梯田文化是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之一。较为著名的有贵州从江加榜梯田,贵州丹寨高要梯田,广西桂林龙脊梯田,川南梯田和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以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典型代表。云南省元阳县地处哀牢山南部,聚居着哈尼、彝、傣、苗、瑶、壮、汉七个民族。经过千百年来各族人民辛勤的劳动,依山开垦了36万多亩的梯田。哈尼族梯田生态系统的特点:每一个村寨的上方,必然矗立着茂密的森林,提供着水、用材、薪炭之源,其中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寨神林为特征;村寨下方是层层相叠的千百级梯田,提供人造湿地和粮食;梯田下方多为江河;中间的村寨由座座古意盎然的蘑菇房组合而成,形成人居场所。这一结构被文化生态学家盛赞为江河——森林——村寨——梯田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今年遭遇的西南五省旱灾中,元阳梯田依旧波光粼粼,经受了考验。研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梯田文化,开掘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营造和谐的生存环境,更好地适应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美美与共”、互利双赢的多样化新生态观,指导并改变全球化背景下的旧发展观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25.在剧变的草原上栖居——整体论视野中的蒙古族牧民

张雯

面对生态人类学传统中“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困境,英戈尔德提出的“栖居的视角”是一条具有潜力的解决途径。本文将这一视角运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剧变的内蒙古草原,主要关注B嘎查蒙古族牧民“牧业惯习”的断裂和延续,理解他们在动态历史中与其生活世界的整体关联方式,或者说他们如何实现一种“矛盾的栖居”状态。

 

26."传统生态智慧反思:路,神山与金丝猴"

周永明

人类对自然掳夺性的开发和过度索取在短短数十年间对滇西北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与基于现代主义理念的主流自然观相比,当地少数民族对环境的一些独特理解和实践却显现出迥然不同的结果。以濒危动物金丝猴为例,当地社区流行的神山崇拜以及相连的禁猎禁伐无意中为猴群保存了为数不多的几块栖息地,然而它们现在又面临由大规模修路以及大众旅游业带来的新威胁。本文拟在上述背景之中就如何看待传统生态智慧以及如何评价当代主流生态话语做一初步探讨。

 

27.小小民族的过关仪式——一个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观察

王良范

 

28.在家、回家:冀南民俗宗教对存在意义的追寻

杨德睿

当前河北南部农村的民俗宗教至少呈现出了两种建构“我的家”和“我在家”的意识的途径:一个比较简单直白的方式,便是设法把现在的居所变成“家”,同时建立起自己和家宅之间神秘的本质性连带,从而为自己的存在至少设定一个空间中的基点,以此消弭漂泊感;另一种比较曲折甚至仿佛有些倒错的方式,则是把自身归属感的对象(意识上认定的家)从不确定的现实世界里移出,投射到超越的神圣世界里去,随之将自身在现世中命运的跌宕飘零理解为坎坷的“回家”之路,于是自身也就从神圣世界中永恒终极的家获得反射回来的自我确定性——至少人生有了个明确的方向,用这个方向性来为自我的存在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点。

本文探讨的焦点是特定宗教如何影响个人的心理、意识(当然是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部分),而不是宗教如何影响社群集体的行动、关系或社会结构,所以本文的讨论将集中于村民们如何认知、习得特定宗教的过程,也就是从“门外汉”变成“圈内人”的学习过程。依据认知人类学的基本假定,本文严格地区分“师父教的知识”与“学徒学到的知识”二者并将注意的焦点置于后者,所以此处讨论的主要不是经典和神职人员意图要灌输给其他人什么样的教义,而是门外汉和一般追随者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究竟是什么,这种旨趣与讲究文本和历史的传统宗教研究极为不同。本文集中讨论认知学习所造成的意识变化,此一焦点的设置本身就已经假定了人是有一定的自主思考、判断能力的主体,而不是像非灵长类动物那样单纯地被模仿本能和趋利避害本能所驱动的动物,所以不能用“条件反应”之类过于简化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行为模式学习,因此,尽管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具体批判或明或暗地诉诸控制论隐喻的各种人类行为解释模型,但至少本文将尽力把焦点至于介乎在“条件”和“行为反应”之间的主观认知过程,以对抗行为主义及各种客观环境决定论对人类思考自由的挤压。

 

29.柔性生存与刚性生存——中国佛教徒当代的适应之道

谢燕清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既有宣教的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调和顺应的一面。在宋以前,佛教更多的是展现其刚性张扬的一面,面对社会的各种挤压,采取种种卫教方式,其中最为激烈的方式就是以舍身的形式殉教。而宋以后,佛教更多展现其柔性顺势的一面,其刚性的一面往往容易被人忽视。前后反差之大在于佛教本土化生存任务的完成与否,在宋代以前,佛教的本土化没有完成,非积极进去不能完成使命,在激进的扩张中又与本土文化产生矛盾,在摩擦中,非积极抗争不足以捍卫生存。而宋代以后,本土化完成,过于激进的手段反而会危害佛教的生存因此。

当代佛教佛教经过清末以来现代化运动的打压,在文革达到顶峰。佛教信徒在此期间亦采取了刚柔并济的抗争手段。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佛教徒仍然展现其外柔内刚的抗争策略。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自80年代佛教重建和复兴过程中,佛教徒在保持其恭顺谦卑的一面,仍保留了传统的抗争之力。例如佛教徒很注意将自己和宗教异端划分开来,处处强调对党和政府的拥护;在极力维系佛教“中国第一听话宗教”的形象同时,也在不同场合与时间偶露峥嵘头角。这些策略对维持佛教在当代生存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一、佛教在历史上展现的刚柔相济两面性

二、现当代实践中佛教徒的柔性与刚性生存策略

三、结语:文化调适

 

30.前现代经济背景下的持续发展观:以清水江流域苗族乡约为分析对象

杨正文

贵州东南部清水江下游两岸的苗族村落自明代中期以后即卷入到帝国木材贸易的体系之中,受此影响与型塑,这些村落的营生经济社会逐渐显现出与他处苗族村落不同之处,乃至与内地以耕作农业为主的村落亦大不一样,清代文献曾将之称为“好讼之区”,其实它日渐成为一个合同、契约、乡约盛行的社区。如果说这是一个由前现代经济体系与地方回应互动共同构筑的一种村落社会类型的话,对之研究或许给全球化经济体系下的当代中国地方社会发展的理解具有某种可参照的意义。本文拟围绕这一地区保存的明清契约文书及乡约碑文所记载的关于林业种植及山林管理的线索,展开对这些文本所反映出的具有苗族地方文化特色的生态观念和持续发展观念进行粗浅探讨,并从这些原本致力于维持地方和谐发展的乡约中,反观地方社会在被纳入到帝国体系或现代经济社会体系之中时,是怎样一步步地不断被消解,失去了均衡发展的动力,成为依附性发展的社区的。从一侧面让我们更清晰了解如今能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过张扬这些地方性知识,服务于地方经济均衡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建构目标。

 

31.民族三元观

纳日碧力戈

本文拟运用皮尔斯“大三元”和“小三元”的符号学理论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的民族现象,提出民族三元观在本质上是民族指号生态观,是维系现实生活与思想结构的共生丛。

 

32.有关生存智慧研究的若干批判性反思

刘清平

1.人类在认知领域的活动成果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层次:日常经验、理性知识、生存智慧。比较而言,生存智慧既不同于平时形成的浅表感受、也不同于单纯好奇的逻辑求知,而是与维护人们意欲的生活存在深度相关,旨在防止这种生存方式受到实质性损害、促进这种生存方式得到完美性发展。

2.同时,生存智慧既不像日常经验那样带有鲜明的个体性(一己体验),也不像理性知识那样带有鲜明的群体性(普遍真理),而是带有鲜明的团体性,属于家庭、社团、部落、国族的集体意识甚至潜意识。

3.此外,如果说在日常经验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感觉体验、在理性知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逻辑推理,那么在生存智慧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则是直觉领悟。中国道家说的“知常”、儒家说的“良知”、佛禅说的“顿悟”,西方哲人说的“智慧”、“直观”、“澄明”等,从不同侧面触及到生存智慧的这种特征。

4.我们当然可以把各种生存智慧当作学科知识的研究对象。但如果把“知识导向”与“智慧导向”对立起来,却会出现以下问题:第一,生存智慧是实践性的、不是求知性的,必须付诸实施才有意义。因此,如果从好奇的角度考察它们,就会使它们陷入自败,把它们变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理性知识、而不再是实用性的生存智慧。如果不从好奇的角度考察它们、而是从实践的角度描述和总结它们,它们就是原生态的它们,无法构成学科知识的研究对象。

5.第二,生存智慧是直觉性的、不是逻辑性的,具有直觉领悟的鲜明特征。因此,如果将它们置入逻辑分析的架构中,就会使它们陷入自败,把它们变成抽象的理性知识、而不再是具体的生存智慧。如果不将它们置入逻辑分析的架构中、而是照原样把它们描述和总结出来,它们就是原生态的它们,无法构成学科知识的研究对象。

6.第三,生存智慧是地方性的、不是普适性的,主要指向了特定团体的生存方式。因此,如果将它们普适化、使它们有益于其他团体乃至全人类,就会使它们陷入自败,把它们变成普遍有效的理性知识、而不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生存智慧。如果不将它们普适化、依然保留它们的地方性特征,它们就是原生态的它们,有关它们的知识研究便是画蛇添足、多一道子。

7.总而言之,如果生存智慧是生存智慧,它能不能成为学科知识的研究对象、如何成为学科知识的研究对象、为什么要成为学科知识的研究对象?

8.解决上述难题的关键或许在于:是不是有必要把理性知识与生存智慧截然分离开来,非此即彼、抑此扬彼?可不可以在某种辩证反思中构造出“理性—生存”的“智识”?

 

33.民族生态视野与人类情怀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村落)民间生态保护智慧的现代转换(当代价值)》

何茂莉

我们正处于工业文明时代向现代生态文明时代的转变,当前苦于生态问题困扰的人类正在热议21世纪是“生态的世纪”,这既是人类的幸事,也昭示着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已到了几近无法调和的地步。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进一步大面积、多层次地暴露出来。

我们透过西南少数民族多姿多彩的社会事象,去解读其中的生态文化,会发现它所具有的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是我们制定科学的生态规范,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参照。这笔财富不仅是民族的,同样也是全人类的,对于充满“生态暴力”的现代社会,它更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民间生态保护智慧体现在:宗教信仰方面,1.宗教信念与宗教惩罚。原始宗教信仰直接唤起了少数民族先民们自觉进行生态保护的意识。破坏生态就要受到严厉的宗教惩罚的意识借助艺人的说唱活动而被大众所接受,并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态理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强烈的宗教信念及虔诚的宗教实践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实用主义的生态文化。2.禁忌。

社会控制方面,1.村落法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感性化色彩;出现诸如罚栽树等经济手段调控生态。2.舆论习俗保护。凡是毁灭生灵、破坏生态者,无论是谁都将要受到整个部落的鄙夷,要遭到部落习俗最严厉的惩罚。这种宗教心理与社会舆论更强化为一种社会评判规则与社会价值观,从而对人的行为也起到了极大的约束作用。部落社会对于过度捕猎、破坏生态等行为的蔑视、鄙夷的态度也直接地将舆论与习俗的力量进一步固化为一种社会准则。3.生态意识的传承。 说明对山林等生态系统的保护已从一种宗教行为的无意识结果上升为一种与本部落前途攸关的自觉的生态保护行为,这当然与生态保护意识的代代相传、不断强化有关。

传统生产方面,1、传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套相对完善的农业生态系统保护体系。2、传统畜牧业的生态保护作法。3、传统渔猎中保护动物界生态平衡的作法。

结论:少数民族有意或无意中形成的生态保护意识,反映了他们对大自然的尊重和呵护、不过分盘剥和榨取。我们尤其应借鉴民间朴素的生态价值观,从而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观,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校正今人错误的生态理念,为生态保护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人类关怀。

 

34.重塑风景:兼论贵州旅游形象的建构

何景明

风景与旅游形象的关系密不可分。风景远不止于山山水水,它同时作为人类文化和理想的载体,更是旅行者实现“伟大浪漫”梦想的场所,同样的风景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意义——风景事实上有着一副多变的面孔(形象)。鉴于此,在建构风景形象或确立旅游主题形象时,不仅要根植于东道主文化,还应从“他者”的角度赋予地方更宽广的涵义,以创造和维持“地方神话”——因为在此建构过程中,旅游者也不由自主地参与了东道主文化的共生共建,其自身融入并构成了风景。

 

35.论生存性智慧的价值基础

杨继文

生存性智慧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界博弈的知识和观念。如何理解生存性知识或者生存性智慧,对当今更新知识理解、扩大智慧范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从哲学以及神学的角度,总地探讨生存性智慧的本质和内涵;从法学的视角,具体地研究生存性智慧的价值基础。通过典型学科的适用价值来突出这一研究的重要性,期望对知识促生产、予智慧求生存。

 

36.生存性智慧:意义与挑战

孙国东

引入“生存性智慧”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从“知识导向”向“智慧导向”的历史转向;标志着中国模式的研究从“制度主导的研究”转向对“实践层面”的关注;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界“反智主义”思潮的兴起。但它至少面临着如下三个挑战:“生存性智慧”作为一种“默会知识”、“实践知识”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以知识学的路径研究“默会知识”、“实践知识”是否可以以及如何深入下去?若要赢得普遍性,它如何回应康德意义上作为一种“完全的义务”的“不要欺骗他人”的道德法则?若要将其同中国发展经验相结合,它如何挑战制度经济学关于规则的一个基本假设(之所以需要规则,是因为需要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不可预期性)?

 

37.“关学”与地方社会的“德行”——关中邓村的考察

董敬畏

文章通过考察“关学”在关中地区的兴起、它的宗旨、特征及在地方社会传播的机构等,阐述和论证了地方社会个体的行为及村落的整体风气都受到了“关学”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地方社会村落中的“德行”。正是因为“德行”的存在,地方社会村落的再生产才得以继续。

 

38.天人合一思想与深层生态学中的生存智慧

顾肃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是对生存智慧的一种深刻总结。而当代西方的深层生态学也是生态伦理的一种反思,同样是对人生存于世界的哲理思考。结合这两种思想,本文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代议题,尤其是人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环境而不是战胜自然的生态思想,论述绿色思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9.经验与科学的博弈:当代育儿困境

沈奕斐

育儿的矛盾已经成为了今天城市家庭中最主要的矛盾之一,而这一矛盾的焦点就在于科学育儿观与传统育儿方式之间的差异。本文通过育儿论坛和24个正式访谈的生育故事,聚焦于“科学母亲”的构建、焦虑和矛盾展示在育儿方面知识导向对生活所形成的张力,在这样的张力下,代际关系、个体差异、感性与理性的交锋都成为了生活矛盾的源泉,在此基础上,反思科学与知识的导向对经验的贬低和对生活造成的困境。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张东平)

转自复旦高研院http://www.ias.fudan.edu.cn/News/Detail.aspx?ID=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