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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峰:从“有形村落”到“无形中国”社区研究方法中国化的可能路径

  当前许多研究中国乡村问题的学者,鉴于中国社会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情境性、多样性,在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基础上,自觉地将社区比较扩展为更宏观层面的区域比较。农村研究的基本进路可以是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再到区域比较。

  何谓社区研究方法的中国化,吴文藻为此专门提出了有别于早期“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即社区分析方法。中国化社区研究方法直接取自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原始田野民族志方法,同时还吸收了美国芝加哥学派帕克等的功能主义整体论视角,这些学者将社区看成一个微型社会或特定场域,具体而细微地透视它的生存与运行状态。但中国化社区研究的学术抱负显然不局限于此,如费孝通、阎云翔的社区研究,都秉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方法论,试图通过研究“有形村落”来认识“无形中国”。

  个案拓展与类型比较相结合

  一般意义上,对传统社区研究主要存在三种批判:一是以弗里德曼和格尔兹为代表,他们反对通过小的社会单位,或者小的社会单位的堆积,从而得出作为总体社会“缩影”的观点;二是来自“大众社会论”(mass
society)派学者的质疑,该派学者主张研究者的兴趣应自觉地转移到宏观性结构力量研究,而不是破碎化的具体微型社区研究;三是来自学科规范角度的批评,一些学者指责社区研究成果是“印象主义”或“特殊主义”的。笔者认为以上三种批判分别触及了传统社区研究内在的不同方面。

  针对第一、二种方法论层面的批判,布洛维的“拓展个案方法”(extended case
method)予以了有效回应,这一方法将具体社会处境当做经验考察的对象,从更宽广的研究视野着手,去理解微观处境如何被宏大的结构力量所形塑。拓展个案法试图打通小地方叙事中微观和宏观、独特和一般的长期二元分界,建立微观问题的宏观视角。理论在拓展民族志叙事中的每个维度中都是必需的,布洛维认为,理论并不是储藏在学院里的什么东西,它自己也成为世界的一种干预。由此,任何私人领域的社区民族志叙事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公众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的转型相关联。

  但是,任何试图通过一个个案研究来推论整个中国的状况都是不可能的,故而在深度个案经验研究的具体表述中须用到比较的方法,自觉地限定这些表述在何种意义上和何种范围内具有代表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后记中指出,社区研究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画出某一地方人民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社区研究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对“云南三村”进行调查时,就提出了“类型”或“模式”比较的研究方法。

  广义上的比较方法起初被较多地用于异文化研究,后逐渐扩展至自我社会内部情境研究,以此重新检视文化和研究主位意识。比较方法具有从某个特定的情境转换成一般性的比较,或从一般性的比较转换到某个特定情境的作用。研究者观察特定的环境,重新检视相似性与差异性,然后进行概括。这不仅适用于比较不同社会体系之间哪些是共同特性,哪些是独特之处,更可以将某个理论应用到特殊的社区中,以检验该理论的正确性,并比较不同文化或历史情境下的社会过程及概念。笔者认为,某种程度上,类型比较方法也许能有效回应认为社区研究成果总是印象主义或特殊主义的批判。

  区域比较与历史比较相结合

  当前许多研究中国乡村问题的学者,鉴于中国社会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情境性、多样性,在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基础上,自觉地将社区比较扩展为更宏观层面的区域比较。农村研究的基本进路可以是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再到区域比较。如贺雪峰认为,经验研究有两种相当不同却很相关的方式,一是个案调查,二是区域比较。个案调查的核心是“深描法”,即深入到小社区内部的逻辑中,通过对小社区本身逻辑的强有力呈现,发现“地方性知识”。区域比较的重要之处在于通过差异来提出问题,从而运用不同的概念建构或构造相应的理想类型,并形成具备一定研究视角的学术敏感性或“野性的思维”,引发进一步研究。

  社区研究中区域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彼此深入交织在一起,没有时间性的比较,很难理解事物变迁的全部概貌和动态演化过程。社区研究要在区域空间的视野和时间的纵深比较上加以突破,也就是说,不但要关注村落社会以外的空间格局,还要关注村落社会纵向的历史。在避免社区研究“无历史感”上,王铭铭以“溪村”研究作了初步的尝试。他应用“社区史”的叙述框架,试图从“溪村”陈氏家族社区50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展现当地社会变迁的动态场景。

  进一步,时空维度在社区研究中非常重要。社区研究这种时空构架不仅要有历史的深度,更要有超越微型社区的广度。当前中国社区研究,尤其在乡村民族志呈现个案经验时,如果撇开对历史面向的考察,许多经验将变得无法理解。社区研究要关注的历史要素有三方面:其一,“成文的历史”,它留存于乡规民约以及社区的族谱、官方文献等记载中;其二,“不成文的历史”,主要存在于社区居民的口述记忆以及民间修建的宗祠、神庙、民居等“凝固的历史”中;其三,“建构的历史”,意指专业研究者对前述两种历史的记录。此外,超越村落、社区的空间视野意味着,中国的任何农村村落和城市社区都不是孤立的社会存在,社区在市场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以及国家对社区的治理甚至全球现代化语境中,与其以外的社会是密切联系的。这就要求社区研究者要有“从内看外”和“从外看内”的双向学术思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