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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兰冬:杨成志的学术足迹

  【核心提示】“外国人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观察,未必较中国人自己认得透辟,外国人的居处,未必能适合‘入乡随俗’的行动,外国人的忍劳耐苦,未必能较中国人为高明……与其让外国人代庖,不如我们自己来干一干。”

  杨成志(1902—1991),字有竟,广东海丰人,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作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先驱,他在田野调查、西南民族研究和民俗学研究方面建树颇多,对民族博物馆的实践和建设也有独特的见解和积极的贡献。

  从史学到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1925年,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历史系的杨成志,在学校聆听了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前的演讲《青年当立大志》。在那次演讲中,孙中山的一句“学生要立大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成为他一生立志修身的标准。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天演论》、《民种学》、《群学肄言》等一系列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译著问世,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思想传入中国。这些译著为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当时,许多心系国家存亡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在开化国民心智、提高国民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民族学、人类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学科的实践和探讨,深深吸引着年轻而富有理想的杨成志。

  1927年,杨成志从岭南大学历史系毕业,被聘为中山大学助教。1927年8月,傅斯年、顾颉刚筹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杨成志因译述《历史之目的及其方法》一文,得到顾颉刚赞赏并被聘为事务员。在此期间,杨成志凭借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英语基础,很快走上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之路。

  1927年,苏联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被聘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教授,杨成志与他共事并兼任其助手。史禄国是较早对文明民族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人类学家杜正胜认为,其“在中国人类学界的角色或可比拟于考古学界的安特生”。史禄国对总体性和跨学科性的注重以及在田野调查中搜集材料的研究方法对杨成志影响深远,甚至使其形成了一种科学而实用的调查范式,这从杨成志后来在云南、粤北进行的民族调查以及所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中可见一斑。

  20世纪早期,鸟居龙藏、葛学溥、葛维汉等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促使中国学者开始转变书斋治学传统,走向田野求知。无论是建设新学科、新学问的工作职责还是开化国民心智、提高国民素质的目标,都迫使杨成志在这个领域奋起直追。他认为:“外国人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观察,未必较中国人自己认得透辟,外国人的居处,未必能适合‘入乡随俗’的行动,外国人的忍劳耐苦,未必能较中国人为高明……与其让外国人代庖,不如我们自己来干一干。为什么呢?因着历史的背景、社会的习惯和语言的关系,中国人在本国当然比外国人在中国减少许多隔膜。”

  1928年7月,受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指派,杨成志、容肇祖会同史禄国夫妇,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云南进行民族调查。在昆明的时候,他们购买了一些书籍,测量了学生、士兵和犯人的体格。后来容肇祖因事先回广州,史禄国夫妇因土匪劫掠及民族陋俗传闻放弃调查计划,杨成志只能独往进行调查。他说:“我当时所觉得的,有两种背驰的情感:一以为调查民族是我国新辟的学田,播种的人,安能任?荒废?一以为土匪遍野和山谷崎岖的滇道,孤行独往易陷于危险!结果,我的勇敢心战胜了畏惧,于是乎,这种调查的重大担子遂由我个人独挑。”此次调查历经艰难险阻,耗时一年零八个月,杨成志搜集了一批民俗用品,记录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拍摄了有关少数民族的照片,并在后来写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经典》、《罗罗太上消灾经对译》等专著。也许,正因此次民族调查,杨成志和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有了割不断的联系。

  此次调查与1929年林惠祥在台湾进行的调查,1930年凌纯声、商承祖在东北地区进行的满—通古斯语族民族调查一起,成为重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例。正是有了杨成志、林惠祥、凌纯声等这样一批学界先驱,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安危,才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初创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的民族文物事业的发展播下了种子。

  从民族文物事业到民族博物馆的实践

  民族学、人类学与博物馆之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认为,民族博物馆既可以供给民族学研究的资料,又可以表现每一个民族文化与“发扬民族精神”,故曾创议设立中华民族博物馆。

  杨成志在中山大学的23年间,一直主持民俗陈列室和古物陈列室,同时兼任广州市立博物馆民族和民俗部主任。他也认识到建立博物馆的重要性:“人类科学的研究若脱离了博物馆便等于缺了实验室一样!”他曾前后两次出国环游世界,在各地参观各科别、各类型的博物馆三千多所,他对博物馆考察、学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当时是少见的。

  1932年,杨成志赴法国留学,分别师从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民族学教授Marcel Mauss、民族学研究所主任兼教授Paul Rivet、巴黎人类学院实验室主任兼社会学教授Papillant,学习法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以及整理、分类、陈列和保藏民族文物的方法。

  1935年冬,杨成志从法国学成回国,复职于中山大学。次年,他在北平研究院院刊上发表《现代博物馆学》一文,认为:“一国的文野,视乎其文化程度的发达与否,惟其文化的真精神,全恃博物院代为表现。故欧美各先进国莫不视博物院为文化的宝库、科学的大本营、教育的实验场、宣传的集团军、专家的资料库。其政府既目此为国家元气,其人民复籍此求知识源泉,诚有以也。”1947年,杨成志在《中山日报》的广州市立博物馆专刊上,发表了《博物院与教育、文化科学之关系》,倡议设立省立博物院。

  1949—1966年,杨成志到中央民族学院执教,兼任研究部民族文物室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文物室民族文物达到23000多件,共分为生产、交通运输、农林畜牧、家庭各种工具和用具、文化艺术、历史文献等15个门类,照片达10000多幅。其中,台湾高山族的文物达500多件,多属珍品。

  1949—1950年,杨成志两次参与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少数民族文物展览的征集和组织工作。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在首都建立十大博物馆,杨成志作为“中国民族博物馆十二年远景规划”召集人和执笔人,提出在首都设中央民族博物馆,在五个自治区设区博物馆,在自治州设州博物馆,中央民族学院暨地方民族学院设展览馆、文物馆。这些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博工作,为民族博物馆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杨成志在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方面成绩斐然,在民族博物馆建设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后半生致力于民族博物馆的工作,支持建立国家民族博物馆,虽遇种种艰难阻力亦坚持己见,毫不放弃。如今,先生虽已故去多年,但是其单骑调查所体现出来的热情、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民族博物馆建设所作的贡献,仍激励着许多后辈。斯人已逝,我们将行走在前人的路上,勇往直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