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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建构: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历史经验

时间:2020-05-24 15: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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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历史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王赓武教授近日前来重庆大学访问。5月23日下午,重庆大学文理学部在A区国际会议厅举行了“重庆讲座”,邀请王赓武教授做“民族国家的建构: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历史经验”(Nation-build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的专题报告。主管文科副校长杨丹教授到会致欢迎辞。高研院史学研究中心的王希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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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武教授报告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和政体的起源;民族国家与近代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系;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两国的国家与民族建构的经验比较。王赓武教授首先讲述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体于18世纪后期发端于大西洋国家的历史,尤其对美国和法国革命及其成果进行了比较。民族国家的核心概念是“主权”(sovereignty)在政体中的位置和归属。美国虽然最早建立了共和政体的国家体制,但它在建国初期更多的是以州为单位的共和国,也就是国家主权是州与联邦分享的,是一种州主权国家的集合。真正推动“民族国家”发生和发展的是法国革命。法国革命将君主制推翻,将国家的主权至于国民手中,即所谓“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或“popular sovereignty”。当国家主权从君主手中转移到国民手中,国家便成为一种国民集体拥有的政体,“国家”与“民族”结合成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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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大西洋两岸的“民族国家”(nation)对于亚洲社会来说是一种“新生事物”,先前的亚洲社会以帝国或其他方式出现,但都不是民族国家。由于历史条件和历史发展的轨迹不同,不同的亚洲社会对于“民族国家”做出的回应和接受也非常不同。譬如,土耳其几乎是照搬欧洲的模式,力图在原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域建立一个民族成分单纯统一的“民族国家”,为了做到这一点,所有国民必须是土耳其人,不属于土耳其民族的外族人或必须皈依土耳其族,或必须离开土耳其。这种民族构建的方式迫使成千上万的希腊裔离开土耳其,亚美尼亚人遭到迫害与屠杀等。日本的民族国家则是建立在一个民族成分原本高度统一和单一的基础之上,它遵循和模仿的道路是英、法式的“民族帝国”(national empire),即以高度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基础,将其势力和影响扩展到本民族的领土范围之外,用本土民族的意志、思想、行为模式通过国家的武力征服外民族,从而建立一个庞大的领土帝国。还有一种模式,即多元化的帝国模式,王赓武教授将其成为“泰国模式”。这种模式将所有与“泰民族”相关的族裔群体组合起来,构成“泰王国”,将凡是在泰王国领土上生活的人视为泰民族的成员,通过国家对领土的界定,从而界定泰民族的成员。无论采用哪种模式,亚洲民族国家最终都具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特征:特定的国土和国家范围,国民成为国家的利益攸关者,国民对国家具有权责关系等。

具体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言,民族国家的建构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路径,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历史经验。这两个国家都是新独立的国家,在建国的过程中都面临如何处理多元民族同居同一国土的现实问题,是以单一民族为单位建立民族国家,还是以多元民族的平等共处为前提来建立国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相关的问题还包括:什么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民族国家”?应该是先有“国家”而后才有“民族”,还是“民族”在先、“国家”在后?每个“民族”是否都有资格、而且应该坚持建立自己的“国家”?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相互比邻,选择了不同的路径。马来西亚是由9个王国组成,各自有自己的国王,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建立了9个行政区,后来的马来西亚国家真是以这些行政区为基础构建的,9个国王轮流担任国家元首,但在国民界定方面,只有马来民族被认为是土生土长的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等被视为是外来移民,国家允许他们居留、立家成业,并成为本地公民,但这些人不属于马来民族。也就是说,在马来西亚,“公民”身份与“国民民族”(national)成员身份是有区别的。马来西亚是马来民族的国家。新加坡原本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因不能并入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个“城市国家”(city-state)内,华人占国民人口的大多数(75%以上)但新加坡的立国原则是国内各民族平等,要求国民为建立统一而多元的、全球性的城市国家而共同努力,而不刻意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新加坡“国家”通过强制性的(男性)服役制度和学校教育来构建公民对国家的责任和忠诚,同时也通过对国民利益的关照(包括住房、就业和社会福利等)将国民变成国家的“利益攸关者”。这种“国家忠诚”与各民族的“社区忠诚”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后者在利益分布和影响力方面都是次要的。但在全球化时代,新加坡面临竞争,要想维持作为“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经济优势,必须大量引进外来高端人才,而引进人才没有国家忠诚的培养经历,他们与本土公民是否能够完全融合成为民族国家现代构建过程中的严肃挑战。

在问答阶段,王赓武教授与参加讲座的高研院学者和其他院系的师生用中文展开了互动,共同讨论一系列相关问题,尤其是中国“民族国家”的性质、建立的路径以及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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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开始之前,王赓武教授还与听众一起分享了他的“重庆情结”。他提到:抗战胜利之后,他从马来西亚返回中国南京,就读当时的中央大学,他的学兄学姐时常谈论重庆,“沙坪坝”、“磁器口”和“松岭坡”等地名不绝于耳,久而久之,烂熟于心,成为他青年时代的一种梦中记忆。他一直希望有机会亲临重庆,感受和体会那些当年给学兄学姐留下难忘记忆的重庆地界和风土人情。所以,他把这次重庆之行也看成是一次“圆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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