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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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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反思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五四”就是一个值得
五四新文化运动了不起。个性和个体独立的精神与品格的觉醒、科学与民主、扬弃覆盖层回归孔子原典学说……五四提出的诸多问题,至今依然未解决。胡适、陈独秀、鲁迅之大功不可没。
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当然乐意谈论“辉煌的‘五四’”;而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那是我的宿命。
从今天来看,“五四”运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而且,其发生、发展和产生的影响都与世界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检视“五四”的文化遗产,重新在历史中追寻“五四”的意义,就显得格外有必要。
从我们今天的观察角度来说,一般人都称赞它正面的价值,觉得这件事本身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时实际的情况。第一,当时,以胡适之先生为代表的五四运动领袖,对于西方现代文化阐释是取他们所见所闻为主体。他们并没有深入探讨他们所谓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没有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真实情况告诉给国人
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论,向来都强调它“新”的一面,尤其是接受西方思想的部分。就五四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一强调无疑是有充分的根据的,因为五四在近代思想上的正面意义确在于此。至于它和中国旧传统的关系,则一般论者除了着眼于反传统,特别是反儒家这一点以外,其余便很少深涉了。本文将专就五四运动在思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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