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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次拆迁不是暴力的”。这句话不是要雷人,也不是危言耸听的断言。我写下这句话的意思是,拆迁不仅时常伴随强扒房子、打伤骨肉这样的暴力;不仅偶尔会有“被自焚”和被自愿“活埋”这样的事故;拆迁而且伴随着,实际上始终伴随着象征暴力、冷暴力、软暴力。这种暴力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各种时刻:比如某一天单位领导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地方文化和传统的毁弃或复兴确实不得不与政治-经济相联系。一个地方的传统和文化的现状必须透过政治经济学这面镜子才能看清楚。就此而言,我们应当一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的那句名言“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改成“所有坚固的东西都在变形出场”。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事件,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是五四时代。在我心目中,“五四”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只是一个较好的或者次好的时代。而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大凡追求最好的,收获的很可能是最坏。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最好,只有更好的、较好的、次好的。如果这么说,“五四”就是一个值得
五四新文化运动了不起。个性和个体独立的精神与品格的觉醒、科学与民主、扬弃覆盖层回归孔子原典学说……五四提出的诸多问题,至今依然未解决。胡适、陈独秀、鲁迅之大功不可没。
作为一个北大教授,我当然乐意谈论“辉煌的‘五四’”;而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我必须直面“五四”新文化人的洞见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不断跟“五四”对话,那是我的宿命。
从今天来看,“五四”运动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而且,其发生、发展和产生的影响都与世界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检视“五四”的文化遗产,重新在历史中追寻“五四”的意义,就显得格外有必要。
从我们今天的观察角度来说,一般人都称赞它正面的价值,觉得这件事本身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时实际的情况。第一,当时,以胡适之先生为代表的五四运动领袖,对于西方现代文化阐释是取他们所见所闻为主体。他们并没有深入探讨他们所谓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没有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真实情况告诉给国人
罗香林有一篇少为人知的旧文,其中一些内容几乎不为人知,其实该文颇有所见。它反映了罗香林视野中当时中国史学的现状,揭示了《古史辨》产生的学术和思想背景。对该文进行简略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古史辨”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些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演变。
近代帝国主义实施侵华行为的中国当地条件制约或限定了侵略的方式和特性。外来侵略者通过条约体系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又依“例外法则”在中国形成一套与西方基本价值时相冲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故这些西方代表在中国表述着“西方”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列强既要中国实行改革以维持西方标准的“正常”秩序,又
近代中国新旧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其实相当宽广,在新旧阵营里通常也还有进一步的新旧之分,对许多人来说亦新亦旧恐怕正是常态。但“不新不旧”的人与事以及新旧各自阵营中表现不那么极端或积极的群体则成为既存近代史研究中的失语者,包括医生群体、数量极大的缠足女性、废科举后逐渐被排除出乡村教育领域的塾师群体,以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