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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风不古,学术论文不少是文辞和学问都未必佳,固不必论。通常学问一面还过得去的学术文章,也大多不复讲究文采,能做到“辞达意”又“言能文”者,实在已罕见。而一般的散文似乎又不太离得开风花雪夜(以雷锋为题材而能写出使人颇具一读的散文者,当世恐无几人)。
1905年的废科举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广泛社会后果。在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而乡民对新教育传授的“知识”却不那么承认,使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流向城市寻求发展。乡村读书人心态也开始
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
林耀华先生作为民族学在中国的开创者,其民族研究生涯是始于华西南。从博士论文《贵州苗民》到终生钟情的凉山彝家,他不仅在中国西南民族的研究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奠定了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范式。本文按时间线索概述林先生的华西南民族研究成果,兼及20世纪50年代林先生负责的云南民族识别和他参与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
海内外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学者往往要参考一本叫做TheGoldenWing(《金翅》)的书。该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曾以英文版首次面世。大概是用外文撰写又在异国出版的缘故,国内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的人便寥若晨星了。如今《金翅》的作者?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林耀华教授已年逾古稀,所幸尚无龙钟老态。
本文借助对比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不同身份的人类学家对中国苗族的研究,来探讨人类学观念和方法的变化。同时介绍业内人士关于“民族史”(ethno history)界定的一些不同见解。
2000年6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一套《中国经验丛书》,丛书收入国际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林耀华写于1935年、尚未刊行的专著《义序的宗族研究》。学术界称此书是“中国人类学者以参与观察法研究中国汉族的家族、宗族而写成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著”。
《凉山夷家》无论在林先生的个人学术生涯中,还是当时的民族学领域,都是一部开拓性的作品。但他的行记和规范民族志的分离,乃至40年代《凉山夷家》与解放后《凉山彝家的巨变》的大相径庭,这些微妙的关系,对于所谓的民族研究如何“反思地继承”前辈们的遗产,都是颇有启迪的。
我想中国考古学者在今后几十年的最大任务之一,就是去了解世界考古学家的工作。看我们能够学些什么,又能贡献些什么。中国学者的一个习惯,是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中国过去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是研究中国历史出名的,历史学家也基本上是这样。夏鼐先生在埃及做过发掘,但后来研究的还是中国的东西。
中国提供了将根据西方历史研究所拟定出来的若干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说加以测试的重要资料,而我们已发现若干有关文明起源的重要假说是通不过这个测试的.同时,中国又提供足够的资料从它本身来拟定新的社会科学法则;文明如何在中国开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