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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张光直先生大5岁,同攻商周考古学,可是从未同过学。他是李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是郭宝钧先生的门生。因为李、郭是安阳殷墟发掘时的老同事,所以我和张先生自然感情亲密。关于张先生的学术活动、学术地位及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就不用我来一一叙述了。这里我只想谈谈我和张先生交往20年中的一些琐事,以反映他为人
蕃薯人张光直的早年生活显现大时代环境下小人物的生活。他笔下的小人物其实是大人物,因为他们有纯诚的理想、崇高的人格。令人惊叹的是,张光直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怨言,也没有哀叹自怜,监狱生活之莫名黑暗只有增加他的求知欲。可以说,这是张光直的科学态度──一切只是求知的过程,一切也是增加他对人类的认识而已。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一或与此类似的题目一一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1985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1]。随着次年《光明日报》对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的报道与这项发现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提早的评论,引起了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古史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炸开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光直在表面是十分平静安详的,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竟有此“壮怀激烈”的一面。知人真是谈何容易!光直这句“壮怀激烈”的话时时萦回在我的心中,但并没有深想下去。现在我似乎恍然若有所悟。
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轻人,很少有学考古学的。我有时白日做梦,梦见天资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国青年,志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来问我这个老年考古学家对他(她)有何指示,这虽然只是梦境,我还是将答案准备好,以防万一。
凌先生教我们民族学的田野工作,但他也灌输给我们对民族史文献材料的重视,古地理书从《山海经》到《太平寰宇记》,宋元以来笔记、地方志、甚至古代经典,无一不是做民族学的材料,从凌先生学到对任何材料都可以用人类学看法去研究的敏感度。写文章从找材料(“你们要把每本期刊从头查到尾”)到做脚注(“要把卷页数字从原
我们谈的最多的当然还是考古,有时是关于国内的新发现,有时是关于考古学史上的争论,有时则设想将来考古学的发展。从这些谈话中我在张先生身上发现了一个以往不知道的现代学者的形象:既对自己专业有极坚实的把握,又不囿于专业的局限,而是对知识本身的构造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兴趣。
较之于萨特,列维?斯特劳斯更加注重研究西方文明自身的问题,更偏向西方的思想传统一些。未来,列维?斯特劳斯应该比萨特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他的一些反思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的文明和问题。
绝大部分的剧本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感到需要理解其歌词内容的歌剧为数甚少:我知道了故事情节,可我很快就抛置脑后了。
  列维-斯特劳斯努力向人们证明,原始思维并理性的匮乏或缺损,相反,它是现代理性所遗忘了的一种遥远的意识形态。原始思维有其完整的思维结构、逻辑框架、知识系谱和世界秩序。这是对另一种形态的“理性”的发现,它有力地破除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的所谓“理性主义中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米歇尔`福科关于“文明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