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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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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专题
每个人,或许都有这样的经历,对生活中一些司空见惯的事情可能没怎么留心、也没想过为什么,或是即使想了,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当有一天,他(她)偶然从一本书,或是其它地方晓得对这些事情较为深刻的解释以后,可能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原来里边隐藏着这么大的道理!我就有过类似的经历。在黔北地区农村长大的我
我想中国考古学者在今后几十年的最大任务之一,就是去了解世界考古学家的工作。看我们能够学些什么,又能贡献些什么。中国学者的一个习惯,是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中国过去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是研究中国历史出名的,历史学家也基本上是这样。夏鼐先生在埃及做过发掘,但后来研究的还是中国的东西。
中国提供了将根据西方历史研究所拟定出来的若干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说加以测试的重要资料,而我们已发现若干有关文明起源的重要假说是通不过这个测试的.同时,中国又提供足够的资料从它本身来拟定新的社会科学法则;文明如何在中国开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比张光直先生大5岁,同攻商周考古学,可是从未同过学。他是李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是郭宝钧先生的门生。因为李、郭是安阳殷墟发掘时的老同事,所以我和张先生自然感情亲密。关于张先生的学术活动、学术地位及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就不用我来一一叙述了。这里我只想谈谈我和张先生交往20年中的一些琐事,以反映他为人
蕃薯人张光直的早年生活显现大时代环境下小人物的生活。他笔下的小人物其实是大人物,因为他们有纯诚的理想、崇高的人格。令人惊叹的是,张光直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怨言,也没有哀叹自怜,监狱生活之莫名黑暗只有增加他的求知欲。可以说,这是张光直的科学态度──一切只是求知的过程,一切也是增加他对人类的认识而已。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一或与此类似的题目一一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1985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1]。随着次年《光明日报》对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址发现的报道与这项发现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提早的评论,引起了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古史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炸开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光直在表面是十分平静安详的,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竟有此“壮怀激烈”的一面。知人真是谈何容易!光直这句“壮怀激烈”的话时时萦回在我的心中,但并没有深想下去。现在我似乎恍然若有所悟。
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轻人,很少有学考古学的。我有时白日做梦,梦见天资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国青年,志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来问我这个老年考古学家对他(她)有何指示,这虽然只是梦境,我还是将答案准备好,以防万一。
凌先生教我们民族学的田野工作,但他也灌输给我们对民族史文献材料的重视,古地理书从《山海经》到《太平寰宇记》,宋元以来笔记、地方志、甚至古代经典,无一不是做民族学的材料,从凌先生学到对任何材料都可以用人类学看法去研究的敏感度。写文章从找材料(“你们要把每本期刊从头查到尾”)到做脚注(“要把卷页数字从原
我们谈的最多的当然还是考古,有时是关于国内的新发现,有时是关于考古学史上的争论,有时则设想将来考古学的发展。从这些谈话中我在张先生身上发现了一个以往不知道的现代学者的形象:既对自己专业有极坚实的把握,又不囿于专业的局限,而是对知识本身的构造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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