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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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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阳
传说中的“公务员放假回家,动员家人拆迁”这一出戏终于在昆明市官渡区上演了。在最近一场牵涉到12000居民,5个村庄和5700亩土地的大规模城中村改造拆迁中,这些村中供职于官渡区政府的人(包括中小学教师)这两天都被放假回家了。他/她们都被告知回家去劝家人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哪一天签了字,哪一天再回来上班。这里发生的
昆明的城市改造已经打上了仇和的印记。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的话说,这个印记就是浮士德式的“创造性毁坏”。浮士德代表了现代性发展主义的自信。从东部眼光看去,偏安西南,昏睡和落后的昆明已经摸黑上道,开动了“无刹车的高铁”。如今两年有余。应该承认,仇和推行的层层问责制度确实使昆明带来了变化,例如
说实在的,每个人年轻时身上都会躲着一个眼望天边外的流浪者。这是一个隐秘的波希米亚艺术家。在生活中只有一部分人能够实践这种生活方式,这些人便成了盲流、北漂或蚁族。
说这种城市是恐龙并不过分。高层小区虽然满足一种从宇宙间俯瞰人寰的现代主义观看快感,但却是空壳化的,它将城市本来具有的生气灭绝。在当今中国的旧城市中,生气由三种居住区产生,第一是传统的邻里,它们是如北京的东西两城和宣武崇文的胡同区。这些地区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其混合居住和邻里相互守望形成城市的生命之源。
大旱之年必现的仪式活动是领导带头抗旱。现在整个西南旱区的各级领导人都在领头抗旱了,从田间到山间,从干裂的河道到井边,一些堪称英勇的举动也不时出现在媒体上。称之为公共仪式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将水利视为命脉的国家,能使地方免除旱涝之虞仍然是一个领导人的正当性之基础。
“没有一次拆迁不是暴力的”。这句话不是要雷人,也不是危言耸听的断言。我写下这句话的意思是,拆迁不仅时常伴随强扒房子、打伤骨肉这样的暴力;不仅偶尔会有“被自焚”和被自愿“活埋”这样的事故;拆迁而且伴随着,实际上始终伴随着象征暴力、冷暴力、软暴力。这种暴力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各种时刻:比如某一天单位领导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地方文化和传统的毁弃或复兴确实不得不与政治-经济相联系。一个地方的传统和文化的现状必须透过政治经济学这面镜子才能看清楚。就此而言,我们应当一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的那句名言“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改成“所有坚固的东西都在变形出场”。
最近在全国上下热议废改《拆迁条例》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即将推出的时候,过去一些年在许多地方发生的破浪壮阔的城市改造拆迁,已经由于利益相关各方处于期盼或观望“两会”的动向而有所停滞。这是符合于公众和中央意愿的一次逆转。与此同时,在一些城市也在上演与以上大趋势背道而驰的戏剧。
本文以一家国有企业兼并纠纷案为例,对司法过程中的“事实”确认问题进行阐释。本文通过该案法律过程凸显的“事实”与“情境”纠缠问题,对这种地方“法”或格尔茨所称之“法律语言混乱”和“法律意识”进行描述。其次,本文探索与地方性法律及其表征有关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概念??即基于在地经验和在地信念而提出的“整体性
朱晓阳    面向语言混乱:费孝通和格尔茨  我在阅读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和他晚年的一些作品时,深感在他的学术视野中一直浮现着一种无以排解的困惑。此种困惑体现为费先生对社会发展和对知识论或研究方法论基础的看法等两个方面。前一个方面可以以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对20世纪前半期乡土中国建设现代法制的描述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