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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学教育而言,教室的内部空间布局,实在是头等大事。西方的一流大学,教室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供老师讲通课的大教室(lecture room),这种教室的空间布局,与国内普遍所见的教室一样,区分出一个老师与许多学生各自形成的“二元对立格局”;另一种则叫做“seminar room”(研讨室),在这种教室里,老师与同学围坐
21世纪的中国,在世界物质文明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个国家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丰富的精神财富吗?“东施效颦”并非我的主张,对于“文革遗产说”的某些内容,我更无法不保持警觉。但牵涉到我们时代的精神缺憾问题,我敢于表明,即使是不一定妥帖的观点,对于我们的思考,都会有重要启示。我们应有胆量来
不要过度崇拜新的规章制度,许多不如意的事,要从我们的“心史”内部寻求背景性解释。破坏遗产的事,屡见不鲜,屡禁不止,其中原因在于,我们并没有从文化观念的历程入手,认识我们的历史处境。若要具有成效地保护遗产,对干部和建设者们进行这方面的人文学教育,是首要的任务
教育管理者在提高博士生待遇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赞赏,但其措施“落到实处”后所实际造成的结局,却有令人费解之处。这些年来,中国出现“学位大跃进”,博士生数量迅速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增加博士生待遇,必将给学校带来财政负担。
《大转型》是针对将西方文明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写的。战争期间,盟国的喉舌将所有祸根归咎于“专制国家”和“军国主义”,流行于民间的理论更是局限于就祸端谈祸端。犹太人卡尔也是纳粹的受害者。然而,在理论思考中,他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超然和冷峻气质。对于卡尔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与19世纪
“改革”以来,公共财富遭受侵犯的事件频频发生,受到的关注却完全不够。10多年前,沿海一座城市以低价将40多家国营企业转让给一家海外企业,地方贤达与民众批评之声不断,当地政府却因被认为是在积极推行“企改”而得到“上级表扬”。也就是二三年前,西南一家位居省城核心地段的著名动物园被整体拍卖给一家来自沿海的私营
如果说柏林墙的旧有存在,曾标志着一种世界性的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结构”对民族国家疆界的毁坏,那么,也可以说,柏林墙的拆除,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再度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一元化”结构??这就是普遍化中的市场逻辑。
于我而言,香港与内地高校争一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少,这一争,能使双方(特别是内地)感到有压力,使各自(特别是内地)奋发图强。
2005年4月9日至11日,受王铭铭教授之邀,三位来自云南、四川地区的民族文化研究者在北京大学开办了讲座。讲座在北大英杰中心第三会议室举行,讲座人张锡禄先生(云南大理学院)、曾维益先生(四川平武县方志办)、马尔子先生(四川西昌民族研究所)就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研究的个人经验展开讨论。讲座由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
现代私塾“孟母堂”引起的争议,让我想起费孝通先生生前跟我说过的一席话。三年前,我曾有几次机会向费老请教,有次,我问及他对传统教育的现代命运的体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费老竟说,他那代人出国留学在是出于不得已!费老说,“清末时,官学与科举制度衰亡,在乡间私塾上学的学生失去了升学与为士的机会;读书与为士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