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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党制度与民主陷入悖论

时间:2020-05-29 12: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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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议会制度一起,被称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一些西方学者在评价政党制度时不吝溢美之词,甚至宣称是政党创造了西方民主制度。他们认为,政党将纷繁复杂的社会利益加以整合,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定位和政策倾向,为选民提供政治选择空间;政党把规模日益增长的选民组织起来,对其进行政治教育,动员其参加投票;政党选拔和培养政治精英,录用其担任党内职务并助其谋取政府职位;政党通过组织政府或加入政府机构来掌握政治权力,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政党一方面敏锐地感知社会中发生的变化并以较为和缓的方式将其传导到政治体制之内;另一方面又通过自身的相应变革来回应外界的变化,以便释放压力,使之不致积累到危及政治体制稳定的地步。事实上,政党要真正发挥推动西方代议制民主顺利运转的作用,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党必须要成为联结国家与社会、民众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西方政党始终无法摆脱代表性不足的困境,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走向了与民主相悖的尴尬境地。

  自从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确定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之后,政党的活动就必须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一是要建立和巩固政党的社会基础,赢得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支持与拥护;二是要执掌或参与政权,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来兑现大选前许下的承诺,并运用国家机器进行社会治理。第一个层面要解决的是政党执政的根基与合法性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关注的则是政党的执政绩效问题。相比之下,显然前者的意义更为重大。只有在政党能够表达和整合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的前提下,选举民主和议会民主才能得到保障,西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才算充分。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政党狭隘的社会基础与民主的本质要求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矛盾。

  早期的资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的诞生和壮大造就了西方政党政治的“黄金年代”,被西方学者誉为“政党发展的顶峰”。可即便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政党也无法摆脱其代表性不足的困境。与政党组织规模扩大、组织化程度提高如影随形的,是政党官僚化的发展。20世纪初,罗伯特·米歇尔斯对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政党组织进行大量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这一现代政治社会学领域的著名论断。“寡头统治铁律”揭示了西方政党组织尤其是政党领导人物脱离普通党员和群众的寡头化及官僚化倾向。

  时至今日,西方政党缺乏代表性的问题非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得到缓解,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为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结构、技术条件和政治环境,西方国家的传统主流政党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社会基础中间化策略,扩大政党的意识形态包容性,改变政党的传统政策立场,不再强调与特定阶级、阶层的成员建立长期和稳定的联系,转而寻求各阶级、阶层选民在选举中的有限支持;二是与国家融合的策略,推动国家立法给予政党高额财务补贴,使之成为除党费和社会捐赠之外政党的又一个重要经费来源。以上两种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主流政党维持生存和赢得选举,却进一步削弱了它们的代表性。

  西方政党代表性的削弱,表现在政党与选民的关系上,是选民对政党的认同感和支持度显著下降,投票率降低,在各政党之间徘徊不定的“摇摆选民”数量增加;表现在政党组织内部,是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萎缩,党员人数大量减少,党的积极分子和中下层干部作用减弱,党的高层特别是担任议会和政府高官的人物获得了更多资源和更大权力;表现在政党体制层面,是主流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倾向日益趋同,心照不宣地降低彼此之间的竞争程度,结成“政治卡特尔”分享国家补贴,共同排斥新党、小党,使西方政党体制理论一贯标榜的“坚持原则的反对党”大打折扣。

  当代西方政党代表性的削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就政党制度自身而言,主流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定位集中在政治光谱中央,使选民在各政党之间进行选择的难度加大;选民和普通党员对政党的影响力降低,使他们对政党及其领导人物的冷漠、反感等情绪增强。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政坛上出现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地区性政党等非主流政党异军突起,非主流政治人物大行其道等奇特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于政党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链条中的关键一环,政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不够,绝不仅仅意味着政党竞逐和执掌政权的合法性不足,从长远来看还会动摇整个西方民主制度的根基,影响西方民主制度的运行和绩效。西方政治家和学者们为此忧心忡忡,如何避免政党制度的衰败乃至民主制度的衰落成为他们关心的话题。西方政党正在试图通过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借助包括现代信息技术在内的多种技术手段来加强与选民和党员的交流。但西方政党扩大社会基础的种种努力,都因为受限于其阶级本性而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由代表性不足所造成的西方政党制度与民主之间的悖论终究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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