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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海鸣:费孝通和利奇的对话

时间:2020-05-26 12: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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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甘阳在《〈江村经济〉再认识》一文中指出,中文世界对《江村经济》一书,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科学形成”(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ciences)的理论问题,似乎一直未能引起深入的讨论。1994年,甘阳在《〈江村经济〉再认识》一文中指出,中文世界对《江村经济》一书,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科学形成”(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ciences)的理论问题,似乎一直未能引起深入的讨论。

  用理智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彻底修正我们研究人类学资料的思想方法。——弗思《人文类型》

  1986年费老在《农村调查》一文中详细说到,在一本名为《社会人类学》的书中,他的老同学英国利奇教授评论《江村经济》,“分析了中国农村社区各个制度间的内在联系,使局部统一在整体之中;那是得到了英国社会人类学里功能学派的要旨”;“但问题是只叙述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农民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这也就提出了这个解剖一只麻雀来研究麻雀的微型调查在科学方法上有什么价值的问题”;“我的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我想去发现中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农村,用比较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逐步接近我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我愿意把自己在这问题上摸索的经过,作为一个标本,请大家来一起进行解剖,看一看我这一个人为搞清这个问题,五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搞到了什么程度?这样搞法对不对?有哪些东西已经不合时宜,陈旧了,要更新了?有哪些东西还有用?”(费孝通1986:32-34)费老在这里,第一次说到利奇对《江村经济》的批评,并以自己一生的经验予以说明。以后,1990年在《人的研究在中国》等其他文章里又一再地说起。费老在此文中,对利奇的“尖刻”评论作出了更为明确的回应。费老说,这里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1.中国人类学家,“以自已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

  2.中国“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可概括中国国情”?(费孝通2003:23)

  为什么利奇的批评会引起这样的重视呢?我想,这决不只是利奇是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门下的弟子所致,而是他的批评至关重要。在农村调查问题上,不回答利奇的直接的公开点名批评,实际上就不能有所作为。借用黄宗智的话来说,“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性的学术,并为全人类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传统的学术传统”,最后是要“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与高层次的理论问题意识的探讨,来回反复连接,由此才可能”。(黄宗智2007)费老开创的中国式的社会学或人类学主要是向实际和群众学习和调查,但并不是闭门造车,这种社会学不仅应有中国的特性,而且应有世界学术的通性。

  1994年,甘阳在《〈江村经济〉再认识》一文中指出,中文世界对《江村经济》一书,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科学形成”(theformationofsocialsciences)的理论问题,似乎一直未能引起深入的讨论。(甘阳1994)只是在我看来,他以当时十五年来中国以农村变革和乡镇企业兴起为例,说得还远远不够。就所谓“改革和转型”问题来说,目前提供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材料已经大大地超出我们,包括费老在内的估计。特别当我们与苏东欧改革相比较时,实际材料和反映是如此地日益强烈。就上述理论问题而言,决不是一般性的解说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要求的是理论和实际的各方面的具体结合,而真理是一个不断具体探索的过程。“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1961:32/83)

  正是通过江村调查,费老开创了中国社会学一个比较高的起点。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学是一个热点。因为它“处于当代各种话语中有关表述社会现实的问题争论的漩涡中心,因为它在描述之中,有其广阔的政治、历史和哲学的意蕴和敏感。民族志的写作已经成为当代理论探讨和革新中最活跃的竞技舞台”。(马尔库斯费彻尔1997:8)对费孝通学术贡献的认识,应该放在全球和中国社会科学的构建背景中,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过程中,才能够真正理解。对费老的纪念,莫过于把老先生的学术继承和发扬光大下去。个别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地做下去。

  一

  1982年利奇爵士(SirEdmundLeach)在《社会人类学》(SocialAnthropology)一书中,对费孝通教授等4位中国人类学家的1934年--1949年间出版的以英文出版的4本书,提出了批评。(EdmundLeach1982:124-127惠译)虽然费老已经作了多次答辩,但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研究,不能简单地跟在后面说几句话,就算了事。这是费老在世时,对我们的批评和要求。费老当时写此文时,已经80岁了,但还是非常明达。有次,我在一篇文章里照抄了上面他批评利奇的话,受到他严厉的批评,还用笔作了多处改动。他还说,要真正了解西方的思想是不容易的。他鼓励将我利奇的《SocialAnthropology》全书译出,我的英文版本就是从费老处借来复印的。后来自己又买一本,但这是蓝书皮的,FontanaPaperbacks出版,而费老那本是红书皮的,Oxford出版。现在我已译完全书。

  以下是利奇对4位中国学者的批评全文:“一些历史案例将说明我的意思。在1934至1949期间,中国学者如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和费孝通,出版了有关中国社区研究的社会人类学著作。他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人类学家,他们的精致作品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的赞许。在这些个案中,仅有一例可说明,研究自身社会成员的社会人类学家,在某一点上,多少有点优势”。

  利奇还说:“林耀华写的是他出生的村庄,但他试图回避自传所要求的诚实问题,而用小说的形式婉转地说出他的故事。这种巧妙的做法并不是真正的工作。的确,以某种标准而言,小说家和社会学家都是做同样的事,但是,方法不同,一般说来,两者不应混淆”。

  “杨懋春描述的也是自己出生的村子,不过是他远居纽约时写的,结果他故事里的人物完全失去个性。的确,杨自己搞的匿名使他的著作降格为1900年左右的某种欧洲民族志描绘过的原始部落漫画”。

  “许烺光的论文苦于对话的局限,作者明确声明他写的是他所在社会的成员,但是以社会人类学家的一般标准而言,他根本就没有做到他所说的那种研究的任何一点”。

  “他的书写的是西镇的祖先崇拜,这被当作整个中国文化中主要的一种原型。许烺光本人生长于中国东部,而他的叙述明显是一种不同内容的混合,即儿时个人经历和成年后在相离几千里之远的西部云南大理府的14个月的田野工作的混合。在此期间,他曾被当地的教会大学聘为老师”。

  “大理府的居民大多数是民家,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方言。使许烺光感到沮丧的是他被当作陌生人。‘虽然同情他们,我总是外人,尽管我的外表和他们社区里的人没有多大区别’。但是,许烺光急于想证明西镇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典型,以致很少提及民家当地文化的特殊性。这是显而易见的扭曲,结果这种原型成为一种难以理解的静止图象。田野工作是在1941年6月-1943年9月期间进行的,但此书写得似乎‘西镇’文化没有时间性,完全没有受到周围政治局面混乱的影响”。

  “许烺光对‘西镇’的叙述可与1941年菲茨格拉尔德(C.P.Fitzgerald)出版的大理府的民家相比较。像许烺光一样,菲茨格拉尔德也是马林诺斯基的学生,但他觉得没有必要将民家变成中国人。他所进行的研究地点与许烺光的几乎完全相同,不同于许烺光的是,他的研究是在3年前,在比较和平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书更多说的是大理府的人怎样适应云南的历史地貌,而没有许烺光那么大的野心。而许烺光从没有附带地提到菲茨格拉尔德的研究成果”。

  “这些评价并不是企图向许烺光作为社会人类学家的能力挑战(后来他成为美国人类学协会的主席),而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可以理解一些社会人类学家愿意对他们自身社会进行研究,的确这可以有一些表面的价值。但这会有危险的困扰。先入之见容易使这种研究带有偏见,而天真的陌生人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受其影响”。

  “但是,现在有一个相反的例子,费孝通的著作不仅是上述一系列著作中最早的,而且是最具有马林诺夫斯基化的风格。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著作中,它是最成功的著作。费不是他研究的那个村子的本地人(开弦弓村位于长江流域的上海西南125里处),但是他生长于同一地区,所以他熟悉当地方言的细微差别。他的姐姐与这个村子关系密切,负责当地一家政府资助的丝绸发展项目。在当地所有村民中,她是名人。但是,要知道,在费孝通的整个设计中,实际上只有2个月的田野调查(1936年6-8月)。很明显,在这一案例中,事情的成功主要靠费孝通以前的地方知识”。

  利奇说,“虽然似乎有些奇怪,在你已经熟悉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田野工作,似乎比那种从完全陌生人的天真的观点中进行研究的田野工作更加困难。当社会人类学家研究自身社会的某一方面时,他们的视野似乎会被私人偏见,而不是公共的经验所歪曲”。(同上书)以上是费老批评的主要根据。

  先说费老的第一个问题:中国人类学家,“以自已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费老说,利奇“尽管承认人类学者不妨研究自己的社会,而且有些中国人类学者就是这样做了。但是他态度鲜明地说:‘无疑的,这种样式的实地研究,对没有经验者我是不会推荐的。’他接着列举了四本从1934年到1949年以英文出版的中国人类学者的著作,并一一加以尖刻的评论。在他看来,其中除了一本,可巧是我的PeasantLifeinChina(《中国的农民生活》,即《江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uptoapoint),研究自己的社会看来是有好处的,其他三本都被他作为这种研究方法不足取的例证。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可能是出于‘他们的眼光看来已被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经验所产生的偏见所歪曲了’”。(费孝通1990/2003:23)

  这里,费老将其他三位中国人类学家全包下来,没有必要。而且,其中有的人的书,恐怕他也没有读过。费老这样说,是一种他历来的为人的宽容,而且似乎对外还是要一致。实际上,他对林耀华是有意见的,主要是1957年林耀华在批判时,将费老的学术全部否定。对郭沫若的意见也是因此而来。我听他说过,也可查到过有关资料。(《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1957年)有人发表在《南方周末》的访谈,说到费老对郭沫若的意见,只是太简单化!这种访谈是费老己到90多岁的缘故,以前他的讲话是非要亲自修改后才能发表的。例如,“经历.见解.反思”一文是费老和巴博德6小时的谈话。此记录原为英文由潘乃穆翻译,译稿经费老修改,是比较准确的。(费孝通1999:151)。另外,什么三天时间,这是不准确的。当时,我和此人还谈了几句。此访谈纪录,连“Reader”一词都不懂,这是指英国的高级讲师,相当于副教授的意思。目前,还有一些其他对费老的访谈,自说自话、前后矛盾,甚至连常用的地名、人名的错别字都出来了。这些都是足以为训的。

  费老说,利奇自认的“Edmund对人类学者研究自己社会的那种他自认是‘我的消极态度’,跟我们共同的老师B.Malinowski恰恰是个鲜明的对照”。(费孝通1990/2003:23)费老引用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的话:“在给我那本《PeasantLifeinChina》(1939)的序言里说:‘如果自我认识是最难获得的,那么无疑的,研究自己人民的人类学是实地调查工作者最艰巨的,但也是最有价值的成就’”。(费孝通1990/2003:23)

  这种批评过于简单,有一些误解。因为利奇说的是“即便你已经被训练成一名人类学家,也是一样。在一个熟悉的社会环境中,要不落入俗套地看待自己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社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一般是在不熟悉的社会背景中进行的。因为田野工作者开始是一个陌生人,他不会有特定的先决方式,先入为主地影响他的研究。这是一项有益的经验。当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人最后返回到他自己家乡的社会背景时,通常会发现此地已经变成了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束缚我们自己的文化习俗不知怎么地松开了”。(EdmundLeach1982:124惠译)利奇强调,“尽管我对自身社会的人类学直接研究持否定态度,我还是认为,所有人类学家的最重要的洞察力是得之于内省。关于要研究‘他人’而非‘我们’的学术辩解是:虽然我们首先感觉到别人的奇异,但最终我们还是在自己的镜子中,找到他们的‘特殊性’”。(同上书)

  利奇的观点是人类学家要注意自身身份的区别。身份不同,要求不同,本社会的人类学家要不落入俗套,非本社会的人类学家则是要深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可能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也可能是不缘身在此山中。人类学家的工作,需要深入研究别的民族;就是调查本地,也要超脱。然而,谁也脱离不了本民族的文化,关键是内省。这种提醒并没有什么不对。

  利奇基本上还是马林诺斯基的立场。他说:“在这本书里反映出来的我的人类学实践,是社会人类学而不是文化人类学。它的经验主义是来源于马林诺斯基和弗思,而它的观念主义是来自于列维·施特劳斯。在这一章内,我主要的目的是划清这些界线,因为我对那些我不怎么尊敬的其他牌子的人类学,要说些意见”;“这种直接观察、说土话和个人参与的结合的收获是很明显的。马林诺斯基创造的方法,后来变为世界各地人类学实地研究的普遍实行的一种部分的方法”;“除苏联之外,现代人类学家的‘实地工作’本质上还是马林诺斯基的一套。当然,技术的发展,如有了立刻显影的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等,极大地提高了研究工作者的开放的可能性”。(EdmundLeach1982:14惠译)

  这种人类学的方法至今变化不大,是有理由的,这是一种学术习惯的限制。近年,美国学者马尔库斯和费彻尔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需要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同样地,民族志批评也需要在变革的世界中获得新生.....不过,人类学者的写作针对性却还只是在缓慢地变化着。这种现状之所以存在,部分是因为大多数民族志研究依然受所处的学术习惯语境的限制”。(马尔库斯费彻尔1997:225)但是,利奇在另外的文章里,对这种学术习惯,包括马林诺斯基的经验主义进行过多次的批评,他对马师不是全盘接受的。利奇似有讽刺地说,社会人类学家“是怎样干的呢?传说,马林诺斯基在盛极一时的时候,他曾定义社会人类学是‘研究人(包括妇女在内)的科学,同时,借助于一本令人欲睡的字典,学习当地语言’。肯定,他自己关于特罗布里恩岛亲族关系的研究,由于他不必要地加上了迷惑性的标题:‘美拉尼西亚西北野蛮人的性生活’,从而加深给人的印象,这就是事情的本质。为了嘲笑当时的做法,这个传说列举了两个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突出的特征:一是以家族和婚姻为中心;另一个是通过参与观察,运用本土概念获得本质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一章旨在为这些优点辩护”。(EdmundLeach1982:122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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