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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研究的困境及其范式转换——基于文化转型语境

时间:2020-05-26 12:28:01

编辑:admin

  内容摘要:中国民族研究在各种理论纷争之中,显露出它的范式危机。这一危机直接影响民族研究领域知识生产和积累的方式,在把本是实践智慧的民族问题的解决转化为一种纯粹民族理论构建的努力中,寻求一劳永逸的民族问题的解决成为许多研究者的追求;但从学理上看,这不仅走错了路,更为重要的是,其忽视了现实世界中可能真实存在的冲突化解机制。这一危机体现在实践的紧迫感、学术表述以及政治合法性等方面。在文化转型的语境下,对于中国既有的民族关系格局和冲突化解的实践智慧,民族研究需要鼓励和发展出一种范式转换的新思路。

  关键词:文化转型;中国民族研究;范式转换;学术表述;政治合法性

  作者简介: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天的民族问题已经日益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美国是以种族而非民族的问题表现出来。在中东,它更多是以宗教原教旨主义的问题得以表达。在德国"英国乃至整个欧盟国家,新的移民问题也重新纳入到民族问题的讨论中,并通过左和右的党派政治而得到具体体现。在这一点上,中国许多事情"事件也不例外,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问题背景亦有所差别;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在倒逼着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乃至民族学家,反省他们所坚持的既有研究范式是否存在危机,并是否面临着一种深度的范式转换。

  民族研究的既有问题

  面对当下中国的民族问题,或者说,现在有关民族问题的讨论,有一种因知识不确定而引致的混淆与现实变化的不可预测,所造成的知识生产与现实实践的双重紧迫感。可以说,这种紧迫感是与对民族问题认识的转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转化在无形中改变着民族问题的政治关怀以及民族研究的认识论取向。在此,有五点认识需要明确提出,它们是对当下一些民族问题研究走向的一种观念上的澄清,并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偏离背后的认识论危机究竟是什么。

  其一,不可以想当然地把民族的问题一股脑地转化为知识创造与积累的问题来求解。民族问题的知识,它从知识论而言,乃是一种经验的累积,但仅凭此很难构成对于未来新出现问题解决的前提条件。从根本上而言,民族问题必然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它依靠着一种经验,但却又不完全依赖于此种经验,是经验与实践之间的辩证的张力,它依赖的是启示而非因果。

  其二,不可以将解决民族问题的智慧实践,抽象地转化为民族问题的理论建构,并企图以此寻求一劳永逸的问题的解决。在认识论上而言,这样的做法几乎没有任何希望,是浪费时间的文字游戏。历史表明,没有哪一种理论是万能的。而且,越是宏大的"看起来精巧的抽象理论,越是无法切实可行地应用到实际民族问题的解决中去,反倒是结合现实处境的新的观念以及相应的策略的提出,更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其三,不可以将民族背后既已存在的权力关系的分析忽略掉,而一味地去追随世界主义的公民权利的诉求,将其简单化地转化为民族自身的权利诉求。越过当下权力关系的分析,以期寻求更切近本土实践的权益界定与保护,显然是对一种世界主义观念下的或欧美化了的人权实践的极为简单化的模仿。实际上,少数族群在观念上不断被权益化的同时,它自身寻求发展与改变的能动性也在逐渐降低,最终并不能够真正掌握住社会和文化的走向。

  其四,不可以把原本属于文化层次的价值与价值观的问题,转化为一种社会的治理或制度的预定设计。这种做法显然没有从人的本位上去看待人,也就不能从民族的个人本位上去看待民族自身,即不能够从人的心态上去对民族的人心有所安抚,结果既定的规则形同虚设。文化或者价值观的问题相对而言是虚幻的,并不容易为人所捕捉;就社会而言,尽管有各种制度存在,似乎有一种实存的现实可以把握,但其背后仍旧是嵌入某种文化的价值,社会运行到最后还是在这种文化价值下运行。

  其五,不可以将民族问题转化为单一的土著或原住民的问题加以解决。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通过一种人为的界定,将某一人群绑定在某一块保留地上,使他们自身缺少顺应社会变迁的创造性,最终归于自生自灭。显然,在这一点上,谁天生也不可能是某一个带有原住民特征的民族,只是在多次迁徙游移之中,无意间落入到这个民族的构成之中;而且,这种民族与居住地的匹配是现代世界的产物,而非与生俱来,它在今天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在其他的时代,也许情形就并非如此了。

  实践的紧迫感与危机

  就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而言,它真正呈现出来的或者说研究者所遭遇到的,是一种问题意识与行动实践共同凸显出来的紧迫感。换言之,面对民族问题的新知识"新内涵"新语境和新形势,有一种弥散在社会研究不同层次的实践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背后实际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种危机:一是学术表述的危机,二是政治合法性的危机。

  就前一种危机而言,它更多地出现在学术共同体的范围之内,由此造成的乱象突出地表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对于既有学术研究规范的抵抗或否定,而这种遭到抵抗和否定的学术规范,其根基显然又是来自于西方社会科学特定时期的既有传统,尽管这种传统在西方的后现代的解构浪潮中也同样遭到批判和抛弃。在中国社会科学界,这种抵抗和否定的趋势,恰恰因为各自领域的概念和话语的表述危机逐渐为大家所感受到。

  后一种危机,则与全球性的政治合法性的危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种危机与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它不仅带来了社会中严重的贫富分化,也带来了底层民众生活原有自组织机能的丧失,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其内隐的文化以超越于过去任何时代的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消失,每个人都被无端地卷入到全球市场的竞争中。一旦中间某个链条发生断裂,首先遭受到伤害的仍将是底层社会的民众——他们原有的赖以为生的土地或其他基本生活资本遭受到以发展和进步观念为基础的社会工程的剥夺,日常的生计完全或者绝大部分依赖于外部世界市场的变动,自身的适应力急剧下降。

  后一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前一种危机的表现形式,可以说二者之间是有机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是表现方式因行动场域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概括而言,前者陷入到以“文化自觉”为口号的学术主体性不断攀升的框架之中,并试图以此作为不断克服学术表述危机的一种自我解救的途径;而后者则陷入到既有的马克思式的“压迫与反抗”思考模式的记忆恢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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