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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发展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

时间:2020-05-27 12:28:01

编辑:admin

  【作者简介】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872;周恩宇,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873 赵旭东(1965-),男,河北承德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周恩宇(1984-),男(穿青人),贵州水城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内容提要】道路作为人为的物质形态,因附加了人的社会性而使其社会与文化内涵丰富。同样,当前的筑路狂潮与人文视角下的道路研究稀缺之间的现实矛盾决定了道路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尝试构建起道路民族志的研究框架,以黔滇驿道为例,探索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贵州社会文化及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进而探讨国家在不同时期如何以其为载体策略性地获取统治正当性的过程。另外,思想的启蒙与发展主义的助推是当前造路运动出现的核心动力因素之一,而随之伴随的道路隐喻及现代性危险和不确定性特征在此过程中有所凸显,本文也借此对当前近乎神圣化的泛发展观进行一些梳理与反思。

  【关 键 词】黔滇驿道;统治正当性;道路的力;一体多元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3)06-0100-11

  筑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已经是无力可挡的神圣化行为,似乎任何有碍道路修筑的力量都将被视为邪恶的力量而被世人唾弃。在政府的每一个“五年”计划中投入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更是触目惊心①,筑路已然成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和长远规划的重要载体和手段,且在逐渐增加的投入、建设规模及通车里程上不断创造世界纪录。民众渴望通过道路改善生活现状,以拯救自己,达至通向想象的美好生活。政府则将修筑道路视为减贫的良方及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更为视为民族复兴的物质载体。同样,这两个主体的期许都在试图证明道路修筑对社会发展与存在的不可颠覆性,道路似乎也成为财富与希望的象征,无往不前,遇山穿洞,过河架桥,一直延伸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然而,回顾王朝与帝国的历史,其修筑道路的经历并不如今天这般顺利,观念上的意愿起决定作用,封建帝国时代的筑路行为受财力限制之外,更多来自于不同族群为保护家园的抵抗力量阻拦,使得道路的修筑在一定范围内停滞或勉强绕行。同时,国家也借助驿道或道路系统的修筑实现特定时空下的社会与族群关系格局的整合。可以发现,民众对道路的修筑行为由阻拦转变为期望的过程映射出对新发展观念的内化过程,其背后的内化动力与过程有其深意等待探析。当然,这也存在一个摆在研究者面前的现实,即学者如何看待新时期的筑路运动,如何在民众与国家近乎合谋的筑路狂潮之外,以一种中立的、诠释性的、反思性的态度审视道路本身及其所带来的改变。总之,一种有关道路的民族志研究正在向人类学家招手致意。

  一、空间的社会意义与道路隐喻

  人之所以有别于一般的动物,关键就在于人所独有的文化意识,而人之外的物质世界自从人之诞生起就因逐渐被纳入人的意识世界当中而在其物质属性之外具有了社会意义。同时,这也为从文化观念的视角研究作为物质实体的道路提供一种现实可能性。然而,在此可能性之外,将面临一个如何看待道路作为空间物质实体怎样具有文化和观念的属性,道路的出现是为实现两点之间人流和物资的通联。值得注意的是,道路的开通必然存在一种观念和欲望的动力促使这一行为的实施,成为这一行为出现的最初精神动力。

  涂尔干认为空间和时间都是社会的建构物[1](2),强调社会观念与意识对空间存在的形构和社会化过程。如他所言:“空间本没有左右、上下、南北之分。很显然,所有这些区别都来源于这个事实:即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情感价值。既然单一文明中的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现空间,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划分形式及其所依据的情感价值也必然是同样普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它们起源于社会”[1](12)。不同的是,齐美尔则从心灵与互动的角度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空间思想。他将空间理解为客观的物质环境,指出一般空间或空间性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空间性既不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也不生产社会生活,空间只是本身毫无作用的形式,是可以被某种社会形态加以填充的空虚和无价值的地域性的空间环境[2]。这为人们将观念与价值附加于空间物质之上的研究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另外,齐美尔几乎同时还向我们展现了其空间思想的另一种可能,他指出:“康德曾经把空间界定为‘待在一起的可能性’,而这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相互作用使此前空虚的和无价值的空间变为某种对我们来说是某种实在的东西,由于空间使相互作用成为可能,相互作用填充着空间。”[3]当然,这些都在试图说明空间与人类的观念和行为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在其中空间仅提供一种物质基础,人的观念意识则是主要的核心变量。

  以上关于社会观念与空间的理论关怀可能告诉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社会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观念以符合物质和社会再生产的需要和目的。同样,既然空间与社会观念之间存在象征关系,那么空间就自然具有社会观念中蕴含的权力和支配特征,就如中国传统邮驿道路系统在封建帝国时期所起的国家治理功能一样:“路通则政通,路息则政亡,政通则人和。”[4](180)这句俗语揭示出了政府的权力需借助于空间而发挥效力的深意,在伴随道路空间延伸的同时实现其权力控制场域的延展。黄应贵等台湾学者的研究也同样在探讨空间、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论述了空间的力所具有的形塑作用[5]。福柯认为空间是权力的眼睛,是一切权力实现其功能的载体[6]。这里的空间已超越了物质空间的范畴,更多附加了一些由各种社会主体间的关系构建而成的空间,成为权力运行的必要载体。同样,在列斐伏尔那里,他认为社会空间的基础是自然的和物质的空间,是一个社会的产物;且在物质空间之外,他看到了抽象的空间,并认为抽象空间是权力的空间[7]。而且,任何新的国家和政治权力都会以它自身的方式去分割空间,并提供它自己关于空间以及空间中的事物和人民的话语,使权力获得具体性。由此可见,抽象空间并不外在于权力,空间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导权力的生产,抽象空间作为国家统治的空间具有消除异己权力的工具性特征。从现代性的条件出发,吉登斯看到了时空的伸缩性,以及随之带来的权力,由此构建他基于权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8]。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实现其统治的关键在于尽可能扩展对资源的支配、转化与储存。随着现代性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助于国家实现其权力的延展和资源支配,所以受文化意识形塑之后的空间有其权力支配性。而且就本土学者对空间的社会意义关注而言,杨庆堃早在1949年就开始注意到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的空间变化,看到了现代技术对中国社会和地域空间的形构[9];同样景天魁也关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问题[10];包亚明就从社会观念与空间的关系入手,研究了城市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代性文化观念对城市空间的形构过程[11];张之沧则从本土视角关注空间的生产、建构和创造过程[12]。可以说,以上论述都在试图说明空间实体如何在不同时空背景下被赋予了社会意义,并因此而具有了实体之外的文化、象征及权力控制等社会性复杂意涵。一个极为值得关注的对象就是道路,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在形塑着我们的生活与思考方式,其不论是在前现代时期还是在现代性思潮高度繁盛的当下,社会实践境况都呈现了丰富性内涵和研究价值。

  中国目前道路修筑狂潮的出现,存在这样一个背景,即随着改造和变革成为这个被启蒙出来的社会能够存在并有所作为的一个主旋律,中国借助此启蒙而有了两个被普罗大众与精英阶层所共同接受的新观念。随着这两个新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社会的变革与改造,便开始依照这个翻译语汇的汉文理解而得以逐步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被予以落实和社会化。就社会自身的形态而言,启蒙乃是一种转型,即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而就历史自身的进程而言,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线性的发展观,即有着一种起始和改变之后的对于未来理性的追求。此一追求,因启蒙者自身的呼唤而成为一种社会构建的共同性准则和行动纲领,它也成了社会改造的一种原始动力。正是在此启蒙背景下,改造和变革让人们对未来总存有一种美好的期待和希望,且这一启蒙思潮进入中国之后,与传统道路空间的观念、权力意涵等抽象思维进行了融合,构建起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发展话语,如中国道路、延安道路、发展道路等隐喻性的线性发展思维。而这恰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及道路的态度有所出入,传统文化讲究如老子所言的“道可道,非常道”的二重性和多样化的选择,并不是仅讲求发展方向的单一性,而是多向的。但是因为道路在西方的观念里是隐喻一种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含义,这一理念自传入中国以来,孙中山之后的发展道路,都是靠此道路的隐喻理念来引领人们的生活,使人们都向往一种隐喻希望和美好的康庄大道,而忌讳所谓羊肠小道、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循序前行发展道路,更不可能走上岔道,而形塑起一条霸道而单一的道路以去掉一切其他可能的多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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