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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社会的人类学考察

时间:2020-05-24 14: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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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过去30年,莎伦·考夫曼教授一直致力于考察美国老龄社会的文化和意义。通过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她曾经深入考察晚年生活的意义、医学文化的转型和晚期病人的临终等重要议题。目前,她比较关注美国生物医学经济学和卫生保健递送体系如何影响了个体的行为准则和理性选择。在访谈录中,她不仅回忆了自己的研究历程,还介绍了当前的研究课题,并指出了老年研究的一些未来议题。

  关键词:老龄社会;老年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老年研究

  作者简介:郇建立(1973-),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健康与老年研究所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健康社会学和医学人类学。北京,邮编:100083。

  一、走向老年人类学之路

  郇建立:1980年,你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医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你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老年认同:一种文化视角”(Kaufman, 1980)。为什么你选择老龄化作为你的研究领域?你能否介绍一下当时你主要受到了哪些老年研究的影响?

  考夫曼:1974年,我遇到了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aret Clark)博士。她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人类学教授。我遇到她时,她正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教授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博士——她的导师和同事——一起工作。他们正在创办美国第一个医学人类学博士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拉克和福斯特为研究生“发明”了医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事实上,他们创建了一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的博士点。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它是仅有的两个联合校区博士点之一。该博士点1975年招生第一届学生,我就是班上的一名学生。

  1976年,玛格丽特·克拉克出版了《文化与老龄化:老年美国人的人类学研究》(Clark & Anderson, 1976)。该书运用传统人类学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方法,考察了城市美国的老龄化和幸福感,是美国老年经历(the aging experience)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在本书中,克拉克考察了老年人如何改变了他们珍视的价值观,以实现晚年幸福。她发现,在美国社会,那些适合青年和中年人的价值观,如个体主义、自治、竞争和干劲,并不适合老年人。她强调,老年个体需要调整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在任何一个社会机构中,他们都不得不这样做,但没有人去引导他们。她的发现基于对400多个老年人的访谈,其中,一半的被访者生活在社区,另一半则因精神问题住在医院或福利机构。

  克拉克总结说,要想安度晚年,老年人需要完成五种适应性任务:(1)要意识到并接受自身身体和精神状况的变化;(2)有能力重新界定自己生活空间的范围,以便最大程度控制自己的个人环境。必须放弃某些角色和责任;(3)有能力而且愿意替换那些无法再实现的兴趣、活动和关系;(4)改变自我判断的基础。例如,你不能再使用生产性工作角色的表现来进行自我评价;(5)有能力修正个体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念,以便让晚年新的生活方式具有连贯性、整体性和社会意义。

  克拉克显然受到了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文化与人格研究分支领域的影响,该分支领域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非常活跃的。她非常关心文化规范如何影响了个体,以及个体如何成为了文化的载体。她指出,一个人对后期生命价值的理解,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理想;许多老年问题都源于缺乏长期的晚年生活的规范和角色。脆弱的家庭纽带,晚年缺乏有意义的工作,以及强调生产效率的价值观念,所有这些都导致了美国老年人的社会地位较低。

  由于注意到人类学家历来喜欢研究婴儿期、儿童社会化、成年角色和丧葬习俗,克拉克她试图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原理来研究老年进程,以及社会如何对待老人。她对老年的文化维度以及文化与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关系的研究,开启了老年人类学研究的大门。她是这一领域的先驱,她的许多著述都涉及了晚年生活的文化价值与从属地位,以及美国内城贫困老人和少数族群老人的老龄模式。正是在她的启迪下,我在博士学习阶段特别关注老年人类学。

  更宽泛地说,在医学人类学中,克拉克率先研究了医疗实践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模式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在稍后的职业生涯中,随着新的医学技术的涌现,她考察了 “人性”和“人”的观念正在经历的深刻的变迁。她为下一代医学人类学家研究伦理问题、文化的模糊性、社会变迁的进程铺平了道路。由于医疗发现、技术革新以及文化期待与社会规范的变化,人们关于亲子关系、家庭、亲属、正常的身体、正常的寿命,以及死亡本质的传统看法,都变得模糊不清,并经历着急剧的变迁。我考察了她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人类学研究的一些领域。

  此外,我深受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影响,他为老年心理学和更宽泛的生命周期心理学奠定了基础。他的工作为老年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通过完整的生命周期来考察认同、持续和变迁的模型。他提出了一个人的认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晚年,通过面临的危机和做出的选择而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进程。读者可以在埃里克森发展模型的背景下审视我的研究。我的第一本著作《永恒的自我:晚年生活的意义源泉》(Kaufman, 1986)不仅把文化视为一种解释性的事业(an interpretive enterprise),还把认同发展当作一个动态的、持续的生命进程。

  二、永恒的自我和晚年生活的意义

  郇建立:你的第一本著作《永恒的自我》(Kaufman, 1986)源于你的博士论文。在这本书中,运用对60位年龄在70岁和97岁之间的美国人的访谈资料,你考察了晚年生活的意义源泉。你是如何作出结论“自我是永恒的(不老的)”?

  考夫曼:1978年,我开始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我花了2年的时间去深入了解各行各业的老人,有时一个访谈就持续几个月。访谈资料显示,他们并非认为自己“老了”。换句话说,他们知道自己的实际年龄,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老人和老年公民,但是,“老”本身并非是他们认同的核心部分。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老人。确切地说,他们认同自己那些一生中都稳定不变或已经变化的价值和性情。同时,他们也通过自身人生轨迹中的重要关系和生活情境来思考他们的认同。他们并没有把上述因素与实际年龄联系起来。

  英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1990年代开始关注“永恒的自我”这一主题,他们喜欢使用衰老“面具”(the “mask” of aging)这一说法。这一观点假定,即使身体逐渐变老,衰老的身体也不能代表真正的自我,因为自我是不会衰老的。

  郇建立:老年认同是你第一本书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你看来,哪些文化因素影响了老年人的认同?它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你能否举例说明?

  考夫曼:我反复阅读我的访谈资料时发现了一些主题,它们阐明了个体如何在反思和描述他们生活的过程中提炼自己的认同。自我提炼(self-formulation)并非基于实际年龄。此外,老年人并非直接通过依次发生的生活经历来认识自己。他们并非凭借对他们亲身经历的过去或历史时刻(如两次世界大战和19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的看法来认识他们自己。他们也非仅仅或主要使用扮演的角色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尽管他们都曾经扮演一些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母亲、父亲、女儿、儿子,等等。相反,人们会把他们的经历和认同形成一些主题。这些主题,我称之为重新提炼的经历,就是认同的基石。老年认同——永恒的自我——的基础就是过去经历的目前意义,也就是说,它是生命中重要标志和事件的当前产物。

  所有被访者在描述他们的生活时都会提炼出几个主题。并且,这些主题都有多重的源泉,如过去的事件、人们做出的选择、他们面临的挫折、他们碰到的机遇,以及他们拥有的文化价值。随后,这些主题把经历整合起来,并使认同富有意义。它们提供了生命阶段的持续感,并使回想起来的实际生活进程符合早期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期待。

  例如,米莉是一个80岁的被访者,她围绕着他的情感纽带来界定自己。对她来说,讨论情感纽带的质量和数量,是描述她是谁、她一生如何与人相处,以及她如何理解发生在她周围的事件的最好方式。持续8个月的访谈基本上是围绕着她的人际关系展开,这既包括她过去的人际关系,也包括她在接受访谈时的人际关系。从最早的儿时记忆开始,她始终强调,她需要发展、维持和表达亲密的情感纽带。她描述了她依恋谁、谁依恋她,以及谁怀念、爱慕或喜欢她。这既有她可以依靠的爱她、关心她的“家庭”,也有情感纽带对她而言不可靠或不持久的“陌生人”。

  米莉的生命故事的第二个主题是她的婚姻。她说,“我有三个丈夫,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她把三段婚姻视为她生命的主要转折点,她不得不通过重塑她的日常生活和家庭角色来适应这些变化。

  郇建立:在1978年、1979年访谈老人时,你还是一个年轻的博士生。在理解他们的生活故事方面,你是否遇到了一些挑战?你是怎样做这项研究的?能否描述一下你的方法论?

  考夫曼:在不同的场景下,找一些有兴趣做访谈的老人并不困难。在读博士期间,甚至在写博士论文之前,我就同几家养老院的职员和老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还同许多居家养老的老人建立了联系。我制定和使用的访谈提纲,不仅基于我希望了解价值观念、文化认同和老年进程之间的联系,同时,它还基于我想尽可能诱导出完整的生活回顾和生活故事。我读过人类学关于生活史的文献,也比较熟悉老年学生活回顾的文献。我使用上述知识去制定我的访谈提纲(详见《永恒的自我》的附录)。

  在花了几个月去总体了解不同场景下的许多老人之后,我决定对善于表达而且有兴趣的老人进行深度访谈。我选择的老人都能够深入表达某些话题。因此,没有被访者患有老年痴呆症、认知失调或严重的精神疾病。然而,许多老人都有身体缺陷或慢性病,一些人还非常虚弱。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参与深入访谈。我对每个访谈都进行了录音,因为我想在分析中使用所有的材料。

  理解他们的生活史并不困难。然而,很难确定如何才能最出色地分析和解释他们的故事。我在该书的第二章描述了我的方法论。我的主题源于我对每份访谈资料的反复阅读。我使用了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塞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提出的“扎根理论”的分析思路,在此过程中,我对反复出现的特定单词、语言运用和一般思想模式进行了编码。我也指出了总体生活故事的结构和支配着叙述的话题。此外,我还指出了我们谈话中很少或从来没有出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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