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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人类学到后现代人类学:演进、转向与对垒

时间:2020-05-28 12:28:01

编辑:admin

  【作者简介】张连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内容提要】人类学的历史演进可分为现代人类学、类型模糊期的人类学和后现代人类学三个发展阶段。在现代人类学向后现代人类学的演进过程中出现了五个转向:反思转向、主题转向、民族志转向、叙事转向及修辞转向。由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分析视角和实践策略相对立,现代人类学与后现代人类学形成了对垒之势。由此,人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格局:现代人类学和后现代人类学被置于相互凝视、相互启示和交互阐发的情境之中;人类学研究处于科学实证主义、人文阐释主义和批判解构主义的张力之中。这种格局凸显了人类学面临的三层困境:多层理解与单一事实之间的困境,平衡理论与实践的困境,融合真实与虚构的困境。

  【关 键 词】现代人类学;解释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

  百余年的人类学发展历程,先后受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个社会思潮的深刻影响。据此,人类学的演进过程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现代人类学、类型模糊期的人类学(从现代人类学到后现代人类学的过渡阶段)和后现代人类学。人类学的演进,并不代表后现代人类学完全取代了现代人类学。由于人类学方法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后现代人类学与现代人类学并存于当代人类学之中并成对垒之势。对立共存的两种范式必然给人类学界带来困惑:人类学是阐释的人文学科还是发现文化事实的社会科学?人类学意在发现理论还是构建实践过程?民族志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些问题是所有人类学者都无法回避的。

  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作为两个理想类型(ideal type),是把握西方社会历史变迁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工具。①同理,将这两个理想类型作为分析视角和实践策略纳入人类学发展历程的讨论中,分析由于现代人类学与后现代人类学对垒而形成的人类学研究新格局及困境,②对认知当代人类学的历史形成与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反思人类学界存在的上述困惑和问题。

  一、乐观的现代人类学

  (一)实证“战胜”思辨

  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那时正处于现代主义的高峰。在这种特殊的学术和政治环境中,人类学逐渐适应现代性的旨趣,倾向于追求科学实证和客观性。但在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之前,人类学家撰写的民族志没有任何特殊的话语权,对于人类学家,人们并没有赋予其超越其他的地方文化观察者,如旅行家、传教士、殖民地行政官员等更权威的发言权。③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人们认为,早期的民族志文学性强、思辨性强,但科学实证不足,与业余文化观察者的作品没有本质不同,其典型代表作品是弗雷泽(James Frazer)依靠逸闻轶事写成的多达十二卷的《金枝》;二是其探讨的主题多是巫术起源、宗教起源、家庭起源等宏大命题,难以得到科学验证。

  民族志的权威地位是由坚持科学实证主义的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确立起来的。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古典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不深入田野获取第一手资料,而是坐在安乐椅上仅凭对二手资料的任意裁剪粘贴,加上部分的想象推理来论证宏大主题,这是一种文学式的写作,哲学性的思辨,而不是科学实证研究。他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将科学实证精神贯彻于自己的田野工作中,尝试将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标准化。“任何一种科学成果,都必须以绝对坦诚而又毫无保留的方式来叙述。譬如物理实验和化学实验,如果没有详细描述实验的一切细节,没有精确地说明器材使用、观察方式、数据、消耗的时间、每次测量的精度等,很难想象会有所成”。④

  为此,马林诺夫斯基针对性地提出成功完成田野调查的三个条件: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目标,明了现代的民族志的价值和准则;无需白人介入,能够和土著人生活在一起,就像实验员与实验在一起一样;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搜集、处理材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田野工作的目标。⑤马林诺夫斯基通过与特洛布里恩群岛岛民长达两年多的亲密接触,获得了“土著人”生活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整理土著人的生活资料,进而撰写关于他们的民族志。⑥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者将他们的发现与先验的理论取向整合起来,以个人经验和科学权威为基础的学科合法性由此确立起来。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民族志田野工作模式后经普里查德(E. E. Evans-Prichard)、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利奇(Edmund Leach)等人的完善而成为现代人类学的标准模式。

  简而言之,这一标准模式可以归纳为七个主要特征:带着问题意识和理论准备进入田野,就像科学家带着理论假设进入实验室一样,而不是泛泛收集资料;强调标准化的田野工作方法,如至少一年的田野调查周期、土著语言的掌握、必要的调查项目和程式化的调查步骤等;对文化进行全貌式的考察和针对性的书写,而不是沉浸在个别事实之中;作者往往隐匿于民族志背后,以权威的旁观者叙述客观事实;确定文化的结构,并对结构间的关系和功能加以梳理,试图验证理论假设或发现新的文化通则;民族志中的人物变成了典型性的角色而不是个性化的个人;使用专业术语并对土著使用的相关概念加以说明。⑦

  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具有科学实证主义精神的现代人类学研究范式,在现代主义背景下牢牢占据人类学中心位置,⑧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这个阶段,是人类学理论繁荣时期,众多理论在批判和借鉴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20世纪40年代是讲国民性的文化人格论,20世纪50年代是讲技术的新进化论,20世纪60年代是讲自然的文化生态学、讲制度的结构主义,20世纪70年代是讲物质决定意识的文化唯物论,这些理论流派基本遵循马氏的科学人类学范式。

  (二)权威掩盖下的危机

  随着研究的深入,马林诺夫斯基逐渐清楚意识到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中的问题。在其死后出版的日记中,他曾写道:“写作的经验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即使观察者是相同的——更不用说有不同的观察者了!因此,我们不可能讲述客观存在的事实:理论创造事实。”⑨尽管已经意识到参与观察不可避免地涉及不断变化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观解释,也多少体会到民族志写作的主观性和修辞的作用,但是,由于人类学的科学权威被认为来自“身临其境”,在于采用土著人的观点,马林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依然遵循着人类学的科学模式,通过投身于“更接近现实”的一系列规范性方法(例如,自然获得田野的进场,保持信任,系统搜集和整理资料等)来掩盖上述问题。

  总之,乐观的现代人类学总体上遵循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尽管在一些方面也表现出“另类”的一面,即展示出后现代主义的色彩。现代人类学——无论是异文化研究还是本土研究——始终坚持文化相对主义,⑩贯穿在“我者/他者”、“本文化/异文化”的跨文化模式中寻求人类生活,反思以至批判西方的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尽管这一时期反殖民主义的要点主要停留在经济剥削、阶级压迫等层面上,缺乏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体系进行系统反思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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