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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新论:文化人类学的一种可能表达路径

时间:2020-05-28 12:28:01

编辑:admin

  【作者简介】吴秋林,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贵阳 550025

  【内容提要】与生物基因相类比,也存在一个可用来表征人类“文化本性”、深刻影响文化性质的基本文化单位——文化基因。人类文化可以在文化基因的认知与表述中得以重新考量,由此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提供了一条新的可能路径。

  【关 键 词】meme;文化基因;文化人类学

  奥地利生物遗传学家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最早提出了生物遗传基因的概念,开启了生物遗传基因研究的大门。一门新的科学——生物遗传学逐步兴起,影响日益广泛。现代生物遗传学已经证明,基因(遗传因子)是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因此,生物基因是表征“生物本性”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如果与生物基因相类比的话,是不是也存在一个可用来表征人类“文化本性”、深刻影响文化性质的基本文化单位——文化基因?人类文化是不是可以在文化基因的认知与表述中得以重新考量?如果可能,将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提供一种新的表达路径。

  一、国内外有关文化基因的研究

  国外有关文化基因的研究主要以“谜米”(meme,国内学界一般将meme译为“谜米”)研究的形式体现出来。“谜米”研究,是一种基于复制传播认知的具有传播学性质的研究。“谜米”一词是英国生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①一书中创造的。道金斯认为,文化中也有类似于生物基因那样的复制,“谜米”即指这样的文化复制行为。《自私的基因》是一个普及生物基因知识的生物学读本。在书中,道金斯使用了一个社会伦理学上的比喻,说生物基因是“自私”的,以此来解读人的生物性,并希望借助“谜米”这样的东西来修复人性中的生物性缺陷。由此可以看出,该书带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进化论色彩。“谜米”一词的出现,很快引发了一股全球性的“谜米”研究热潮。

  1998年,道金斯的学生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出版了专著《谜米机器——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希望建立一种“谜米学理论”,以此来解读人类文化的进化。她认为,文化复制始终是一种建立在模仿基础上的复制,这种复制对于人类文化具有重要影响;人既是生物基因的机器,也是文化“谜米”的机器,而且只有这两种复制共同存在才可以构成完整的“人”。②这样的“谜米学理论”,与其说是宣扬社会文化进化论,不如说是在复制传播认知基础上的传播学。

  概而言之,国外的“谜米”研究,是文化复制类似于生物基因复制的一种概念表述,是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对于研究人类文化的进化有着明确的意义和影响。“谜米”研究,从文化养成和传播上触动了人类文化本性深处,因为人们可以在传递和复制文化的过程中选择、“改善”自己的文化。诚如道金斯所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政。”③可以说,“谜米”的出现,是当代达尔文主义者对于文化进行解释的一个重要窗口。当代达尔文主义者把生物进化的理论直接引用到人类文化进化的论述中,把人类文化的演进视为一种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过程,并且利用现代基因科学的遗传学说,强化了社会文化进化论学说,“谜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文化借喻。这个借喻最初的目的是希望人类文化中存在基因那样的东西,从而“修正”人类生物基因的“缺陷”。但是,这里有一个基础性的概念置换,即把“自私”的社会伦理的概念,置换为生物基因的复制和复制选择的概念。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道金斯把生物基因描述为“自私”并以此来论述人类文化进化的意义也是存在问题的。

  总之,自1976年“谜米”一词出现后,国外的“谜米”研究一直围绕文化复制和传播机制来进行,“小心”地“限制”在文化交流和传输路径之上,是一种传播学意义上的学问。

  中国的文化基因研究,有着比较广泛的展开,既有传播学意义上的,也有文化结构意义上的。1981年,在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一书刚被翻译成中文后,“谜米”很快就变成了中国人所理解的“文化基因”一词的代名词,且被广泛传播和应用。米文平、刘长林较早使用了文化基因一词。④之后,国内有三类学术群体在进行文化基因的研究:哲学学者和理论学者,如刘长林等,以文化基因论来宣扬社会文化进化论;⑤文化史学者,如刘植惠等,梳理传统文化的谱系,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论说文化基因的意义;⑥民族学者、文化人类学者,如徐杰舜等,认为人类文化结构中存在本性因素,并且可以影响文化的基本存在。⑦在中国,目前有两种关于文化基因研究的路径:一种是“谜米”的路径,以中国的哲学家为研究主体;另一种是自在的受基因科学发展影响所致的文化基因研究,以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为主体。这两种研究都把自己的研究当做文化基因研究,前者注重思维模式的研究,认为哲学领域才会涉及文化的基本因素问题;后者关注的是文化的结构构成,探寻在这样的结构中有没有类似于基因的结构,并以此来论述人类文化的最为深层次中的普遍性。

  强调复制和传播的文化基因研究很难涉及文化基本性质的理解与文化基因图谱的“建设”,没有办法解决“文化人”在未来的存在意义和路径问题;强调思维模式的以哲学为起点的文化基因研究,也未涉及文化结构的基本性质,无力解决文化基因研究中的许多根本问题,而其中所谓的“文化基本因素”研究,事实上与“文化结构”研究相去甚远。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出发,试图揭示和引发一种新的文化基因研究,以寻求人类文化中一种最为初始的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结构。这种结构可以普遍影响人类文化的基本建构和表现形式,可以在最为初始的状态中加以认知和表述,对人类所有的文化类型有着基础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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