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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类学与四种社会理论之互动

时间:2020-05-29 12:28:00

编辑:admin

  【作者简介】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薛伟玲,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流动站驻站研究人员(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医学人类学研究同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一样,需要清晰的理论框架,同时需要结合人类学学科自身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方法,展开研究的设计和实施。在诸多的社会理论中,有四种理论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有较紧密的关联,对医学人类学研究有指导意义,分别是社会阶梯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生物权力理论以及未预结局理论。在具体案例中,这四种理论的内涵和意义得以展示。

  【关 键 词】医学人类学;理论框架;社会理论

  一、引言

  医学人类学并非生物医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以人类学特有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人类的健康问题,包括人类的疾病、健康行为或理念、卫生保健制度以及人类的生物文化适应过程或结果。作为应用人类学最为活跃的一个学科分支,医学人类学尤其关注社会和文化如何影响人类的健康,同时还关注健康问题对社会和文化的作用。因而,医学人类学关心的宏观问题,是人类健康与社会或文化之间的互动。

  严格地讲,过去20年是中国医人类学的蓬勃发展期。之前,只有个别学者通过介绍性文章倡导中国人类学对医学人类学的重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迹象开始明显,千禧年后更为如此。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召开2011年和2012的年度会议,所举办的诸多专题和圆桌会议,包括了3个属于医学人类学范畴的论文宣读会议,共收到论文40多篇,而且绝大多数论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

  从中国大陆业已发表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之选题判断,两大领域受到高度关注,一是与少数民族紧密相关的健康理念、医疗多元化、民族医学、村医与现代医学的实践,以及生态环境与健康的关联。二是与艾滋病相关的风险观念、风险行为、人口流动、高危人群的社会组织、血液买卖、吸毒与戒毒等问题。目前,在这两个领域中所发表的论文为最多,高度体现了研究议题的社会相关性。其他相对比较集中研究过的题目,包括就医行为、自杀问题、疾病歧视以及临终关怀。毫无疑问,推动中国医学人类学发展的力量,不仅限于中国大陆,而且包括港台同仁、外国学者,以及大多数时间在海外做研究的大陆学者。海外的推动力表现在大量翻译著作、介绍海外研究的文章、合作研究项目、机构建设或共同发表的期刊论文或论文集之中。

  同其他社会研究一样,医学人类学研究需要清晰且实用的理论框架,还需要结合人类学学科自身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方法,展开研究的设计和实施。本文将以社会阶梯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生物权力理论以及未预结局理论为例,说明医学人类学借鉴社会理论的途径和必要性。

  二、社会阶梯理论

  自从集约农业出现,严苛的社会分层一直存在,不断引发暴力冲突。《圣经·新约》第六章第五节曰:“奴隶们,你们要战战兢兢,以诚实之心,听从你们在尘世的主人,如同听从基督一样。”①基督即替众受难的耶稣,因提倡普爱,宣讲天国福音、教人爱神敬主、鼓励爱人如己,因而得罪僧侣既得集团以及罗马帝国统治者,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中国商代,以贵族为大,百官为核心、平民为中间、奴隶为底层的社会等级制度,同样充斥着强权暴力。在辅佐武王灭掉残酷的纣王之后,周公下令开仓济民、聚贤下士,以防社会等级的极端化。无独有偶,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等级森严,但主张平等慈悲的佛教却应运而生,而且力推四姓平等。所谓四姓即按种姓分为高低社会阶层的婆罗门(即祭师)、刹帝利(即武士)、吠舍(即庶民)、首陀罗(即被征服的土著居民)。达力特(即贱民)则属于“在外种姓”。②

  现代印度的等级制度,大致沿袭婆罗门教遗留下的教种姓制度。在印度政府制定的社会保护政策中,公民分为“上层种姓”、“中层种姓”、“受保护种姓”、“受保护部落”、“其他落后阶层”。前两类包括社会的中上层。后三类分别指贱民,山地土著民族,苦力、皈依其他信仰的贱民、游牧民族以及乞丐。在印度总人口中,受保护种姓占15%,受保护部落占7.5%,其他落后阶层占50%。合在一起,社会底层人群占印度人口72.5%。所谓社会保护政策指大学招生或公务员招聘的配额,其中15%留给贱民,7.5%留给土著民族,27%留给其他社会底层。虽然中上层种姓仅占印度人口27.5%,但得到的配额却近一半,可见鼓励弱势群体子弟上大学或进入政府工作的配额,并不完全按各阶层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实施分配。③

  印度等级制度体现在日常生活诸多方面,在等级之间的通婚禁忌中尤为如此。为了考察等级制度留下的躯体烙印,一名印度学者2006年公布了不同种姓成年男性身高的研究结果。该研究基于,印度人类学人体测量数据库在1961~1965年期间收集的数据,所包括的两万多名研究对象出生在1915~1944年期间,年龄在20~50岁之间。分析结果显示,上层种姓的成年男性发育最好,平均身高在164~166厘米之间。贱民中的成年男性平均身高在162~163厘米之间;土著民族中的成年男性平均身高在160~162厘米之间。如果比较两个极端,上层种姓成年男性的合计平均身高比土族民族高出2.9公分。鉴于上层种姓乃是素食者,尤其有不吃牛肉的文化禁忌,社会阶层之高导致的躯体之高显得更为突出。④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的健康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对这一规律的把握,即社会阶梯学说关于健康理论之核心,可以用营养水平、婴幼儿死亡率、人群患病率、期望寿命或其他健康数据加以证明。此类研究当然需要设置在一定的地理范围或社会空间之内,需要可比较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以及一定程度的文化共享性,而不能泛泛而言。例如,印度北部锡克教徒中的成年男性身高,在印度人中为最高的事实,与锡克人的社会相对平等程度,以及印度北部农业产量相对较高所保证的营养供给有关。在可比较的条件之下,即便在高福利国家或已建立免费医疗制度的国家,人类健康的社会阶梯依然明显。让我们以英国白厅研究为例。

  白厅研究的第一期发生在1967~1977年期间,研究对象包括18000名年龄在20~40岁之间的男性公务员。该研究将公务员职务分为4类,依次为高级行政官员、专业人员或主管人员、一般职员、其他雇员。研究者首先调查了影响健康的生活习惯,在10年后进行了死亡率调查,尤其关注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研究结果揭示,标志社会地位的职业阶层之高低与死亡率之高低有着非常重要的相关性。处在较低职位的公务员面临较高死亡率的威胁,而且大多数死于心脏病。公务员中最低阶层的人群死亡率,比最高阶层几乎高出3倍。这一健康水平的悬殊,比英国整个社会最低阶层与最高阶层的差距还要大。⑤

  白厅研究第二期发生在1985~2008年期间,研究对象包括10308名年龄在35~55岁之间的英国公务员。这些人来自20个政府机构,男性6895名,女性3413名。二期研究利用了体检报告和健康自评报告。研究结果再次证实20年前得出的结论。无论男女,较高的死亡率发生在职位较低的公务员中,而较低的死亡率则发生在职位较高的公务员中。在患病率方面,如心脏病、癌症、慢性肺病、肠胃病、抑郁症的患病率,社会阶梯之倾斜程度仍然惊人。针对成因问题,研究者调查了工作压力、在工作岗位能够得到的上级或同事支持、自我报告的工作能力和信心、饮食习惯、体育锻炼的频率、吸烟历史以及生活满意度。⑥

  在上述影响健康的因素中,研究者认为与工作有关的“可控感觉”最为重要。白厅研究报告的撰写者,并没有过多地讨论所谓可控感觉的社会成因,甚至没有仔细讨论为什么女性公务员的可控感觉低于男性公务员,而女性公务员的总体健康水平却高于男性。报告撰写者还需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作性质的可控感与涉及日常生活的可控感是否一致。由于前两期研究解答了一部分问题,同时提出了更多问题,白厅研究第三期正在进行。

  涉及工作或生活的可控感觉之形成,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但我们也许可以用某些简约方式审视这个问题,以便达到画龙点睛之目的。

  第一种方式是利用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社会分层分析“三分法”。它的核心关注点是财富、声望、权力的交互作用。财富代表经济地位,以土地、农庄、房地产、工厂为载体;声望代表社会地位,以人们得到的尊重或其他人对某些地位的期望为体现;权力代表个体或群体可以在面临阻力时仍然可以现实自我目标的能力,以政党的影响力或个人在政党中的影响力为标志。⑦我们可以设想,这三个主要分层部件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相当的影响。我们起码可以认定,社会等级较高者,具备较高的工作或生活控制能力,因而表现出较高程度的自信心。

  第二种方式是利用弗朗克·帕金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理论》一书中提出的“社会闭关”理念。⑧之所以要考虑帕金提出的社会闭关理论,是因为,韦伯对社会等级的解释框架主要针对“获得性地位”。顾名思义,获得性地位意味着财富、声望或权力的获得途径处在开放形态。以出身或生而有之的社会因素形成的“指定性地位”则完全不同。指定性地位源于祖辈的宗教信仰、自身认定家族或民族归属、或他人认定的种族类别。例如,在古代中国,被官府划为贱民的乐户,其后代不得参加科举。⑨又如,在当代中国,农民工子弟在城里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两个事例提醒我们,向上层社会流动会受到公开的限制,也会受到变相的制约。正如帕金所言,社会闭关的关键是少数人对资源或机会的控制。⑩鉴此,闭关意味着排斥,其结果之一是,多数人被剥夺控制自身命运的条件。我们可以想象,个人命运控制力,由于阶层原因而被剥夺的相对程度,会影响到人们有关工作或生活的相对控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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