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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的危机”

时间:2020-05-30 12: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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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朱炳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地址:武汉市,邮编 430072。

  摘要:解释人类学与实验民族志为走出“表述的危机”作出了种种努力,但这些努力终因对叙事合法性的质疑、掌握笔杆子的人的话语霸权、民族志陷于自白与忏悔之中等诸多原因而无法摆脱困境。本文在“表述者”问题上提出“自律性”要求,在“表述什么”问题上提出“符号扇面”的两种叙事诉求,在“怎样表述”问题上提出对蹠主体的“裸呈”式整体展示,以这三个方面作为“主体民族志”重塑表述、走出危机的路径探索。

  关键词:主体民族志;表述的危机;符号扇面;裸呈;自律

  “表述的危机”是后现代人类学对经典人类学,特别是经典民族志的批评术语,但后现代人类学为走出危机所进行的民族志实验亦存在着诸种困境。本文旨在探索“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危机的路径。

  一、“表述的危机”

  在人类学话语中,可以将“表述的危机”区分为两种:一是“表述事实”所出现的危机,主要根源于“表述者”与“表述”之间的关系,这是表述的内在问题;二是“追寻事实”所出现的危机,主要根源于“事实”与“表述”之间的关系,这是表述的外在问题。二者既互为条件,亦互为因果。

  关于第一种危机,即“表述事实”的危机,在后现代批评家那里论述较多。开启后现代人类学之端的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就已指出,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志写作存在着三种顾虑:对为他人说话的合法性的顾虑,对用西方观念感知他人可能带来的扭曲效果的顾虑,以及对描述他人的过程中语言和权威之间的暧昧关系的顾虑。第一个顾虑,即为他人说话的不安感、不合法的顾虑,源自于二战后的去殖民地化的反思。大多数经典的田野研究,都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环境下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白种人和西方人的身份,本身会给研究者自身带来一定特权,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都涉及某种共谋关系。这引发了对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人是否有权利为受他们宰制的人的信仰和欲望代言的质疑。民族志不仅在起源上受到指责,在行为上也受到指责,人们指责它用口技模仿他人,盗走他人的话语。第二个顾虑,即人类学家无法使自己从源自自身文化的视野中解脱出来,以便用其他民族“自身的方式”去看待他们,这是对通过认识论的表达排除他人声音的担忧。民族志对知识的诉求无处不被笼罩上一层道德的阴影,无处不被重新描述成带有权力的印记。第三个顾虑,即语言的描述是为权威服务的,人类学充满政治色彩,带有支配与控制的隐晦诉求,它完全不是一件可以保持中立的事。描述是一种权力,再现他人同操控他人往往密不可分。①这就是表述异文化事实所出现的危机。

  当格尔兹批评经典民族志作家时,他认为在事实的追寻与事实的解释之间充满张力关系,这使得他的天平出现了一种并不均衡的倾斜。经典民族志作家认为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只要运用如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式的科学方法就可以获得这种事实;格尔兹的解释理论提出的新问题是:“事实”并非“躺在沙滩上闪闪发光”,等待着被发现与被描述,而是被民族志主体构建出来的。他说:

  没有一个总体的故事,也没有一幅纵观全局的画面。……我们所能建构的,是关于已发生事情之间相互关系的后见之明,亦即事实之后我们拼凑而成的图案——假如我们持续记录并活得够长的话。

  有人想要从我们已知的世界里随机发生的事实中,提炼出各种材料,探寻出某种意义,然而,实际上,哪怕仅仅是对所观察到的事物作一客观叙述,都会带来一连串令人头疼的问题。客观性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拿什么保证确实没有看走眼?所有的科学性都去哪儿了?或许事实就是,一切理解都要滞后于实际生活。从诸多单纯的事实中摸索,将其汇聚到一起,拼凑成某种叙述,就形成了所谓的知识,错觉的形成也是同理。某种叙述的形成,都是得益于现成可用的观念和积累而成的文化工具。②

  所谓“追寻事实”,其实只是将事实“拼凑成某种叙述”,而且这种“拼凑”得益于当下的文化工具,因此格尔兹认为,“要描述我的城镇、我的职业、我的世界、我自己的改变,并不需要精心设计好的叙述、测算、回忆或某种结构上的演进,当然也不用图表”,而只需要将“事实”与一连串的阐释串联在一起,形成关于事情一般如何发展、迄今为止如何发展、将来可能会如何发展的观点。“事件”成形只是经加工的总体意象。人们偏好的答案是事实来自于我们只要睁大眼睛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如其所是,而非他物,可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事物在世界中存在,然后“被思想剪裁成一定的尺寸”,方形成世界的总体印象。人类学的努力是为了设计出一种多少可以解释事实的话语体系,不必担心事实的匮乏,而应担心意象(话语体系)的匮乏。人类学家就是一个希望建造飞船的诗人。③格尔兹在《地方性知识》第八章“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中,就曾以法律事实为例论证过这一观点。④

  对于“事实”与人类学家主体“建造”之间的关系,格尔兹有三个重要的隐喻,体现了他“追寻事实”的方法论原则。第一个是“椅子”的隐喻:

  一把椅子是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构造物,是行为人根据并非完全属于自己的概念建造的产物。你可以坐在椅子上,椅子可能做得好也可能做得不好,但至少就目前的工艺状况而言,它不可能是水做的,也不会如那些为“理念论”魂牵梦萦的人所愿,直接从对理念的思考变成实际存在。也许这种困扰只是因为接受“事实是建构的”这一事实本身,就会让我们陷入艰苦、曲折、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追寻过程,去探寻一个人究竟会如何述说他所说的一切,至少就我自身而言,我就是以此作为开始。平铺直叙地描述可靠的发现,的确不失为一种更简单、更直截了当、更让人舒心的知识,就像知识本身应当给人的感觉一样。唯一的问题是,这种呈现带有一些浪漫色彩,而且还不见得是最天真无邪的那种浪漫。⑤

  格尔兹讽刺了那种看似客观地平铺直叙地描述事实的民族志方法不见得是天真无邪的浪漫,言外之意是它们必然带有其他目的。“事实是建构的”这是解释人类学的基本出发点,于此,他将马林诺夫斯基开辟的科学民族志传统颠而倒之:民族志主体并不是描述“可靠的发现”,而是根据某种话语体系将事实建造成“椅子”。格尔兹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说到“人类学著述是小说;说它们是小说意思是说它们是‘虚构的事情’、‘制造出来的东西’”。⑥

  如何评判人类学家制作的这一把“椅子”呢?对此,格尔兹的第二个隐喻给予了解释:

  有一个讲述某英国人的印度故事——至少我听上去是印度故事——他被告知世界立在一个平台上,那个平台立在一头大象的背上,大象又立在一只乌龟的背上。他问(也许他是个民族志学者;他们总是这样):那只乌龟又立在谁的背上?回答是另一只乌龟,这只乌龟呢?“啊,先生,从那儿以后全是乌龟。”⑦

  判断对于田野材料解释的好坏、深浅就看民族志主体能否找到深层的乌龟。寻找深层的“乌龟”就是“深描”,深描就是对事实的深层解释。“深描”相对于“浅描”而言,“浅描”只是对一种行为作出动作性的叙述,“深描”则是对这一行为作出意义的解释。无意义的动作(如眼皮抽动作为眨眼的生理现象)不列入深描之内,深描的概念只是对有意义的动作而言。而有意义的动作又有着多种层次,如挤眼者、模仿者、排练者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而意义有所不同。这一寻找“乌龟”的过程就是解释不同层次意义的过程。然而,因为乌龟下面永远有乌龟而不能发现那一只最后的乌龟,于是,人类学家只能找到一只相对意义上比较深层的“乌龟”,最深层的那只乌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不具有实践意义。

  格尔兹的第三个隐喻转入意义探寻的时间维度,他引用了另一则印度故事:

  一位智者的正前方有一头真正的大象,智者在大象面前蹲坐下来。智者说:“这不是一头大象。”过了一会儿,大象拖着笨重的身躯转身离去,智者心中开始生出一股怀疑:是否刚才根本就没有一头大象出现过?最后,当大象完全从其视线中消失时,智者看了看大象留在身后的脚印,然后用肯定的口吻宣布:“的确有一头大象来过。”

  至少对我来说,人类学和民族志人类学就是这样:努力从大象在我心中留下的足迹,来重新构建难以捉摸、虚无缥缈、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大象。⑧

  格尔兹的观点是:事实只是事后才能描述,我们所能建构的,是关于已发生事情之间相互关系的后见之明。从“椅子”到“乌龟”,又从“乌龟”到“大象”,格尔兹的思想越来越明确,但“事实”与意义的解释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在这里,格尔兹同样需要被质疑:第一,“椅子”固然不是水做的,而是木头做的,但木头既可以做成椅子,也可以做成桌子与椽子,于是在民族志作品中看到的不是异文化,而是民族志学者的手艺,20世纪社会文化人类学者“描述异文化”的任务就被弱化了。民族志的功能就只是一个“建造”、“拼凑”的问题。进一步说,既然问题转向了“建造”、“拼凑”,当地的“文化原木”要不要带回来并在民族志中原样展示?当地人自己制作的“椅子”⑨又要不要带回来并在民族志中原样展示?第二,“事实”到底有没有共同标准?“看走眼的事实”是否也可以成为“事实”?第三,人类学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都不能说是在“事后”进行的:就田野工作而言,它是一种进行时态而非完成时态,“大象”直接呈现在民族志学者面前,并没有“转身离去”;就民族志写作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过去的田野事象都涌现在写作主体当下的观念中与笔底下,这里“大象”犹在:它那伟岸的身躯、它那巨大的力量、它那坚毅的品格,并非只是“足迹”。如果过于强调“拼凑”,仅仅“就什么说点什么”,那就有可能使天平向着“解释”这一边倾斜而使“事实”那边失衡。这就是“追寻事实”所出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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