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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回声”五人谈:中国意识与人类学意趣

时间:2020-05-30 12:28:02

编辑:admin

  摘要:中国是一种以想象为基拙的意识觉知与自我强化,因此,田野工作应当着力捕捉中国意识的折射:在文化整体性视角中,中国意识能够为研究提供更周全的场景,而出色的人类学研究同时需要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学科问题中国意识、学科问题和个人兴趣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对情感体验应当给予相当的关注,情感作为一种研究路径,也是理解社会的重要密码:田野工作应当被放置于历史的脉络和文本中,结合文化的共时性与共通性,形成理解性的认识在田野工作方法日益被其他学科借用之时,人类学和这一方法之间依然互构着权威性,在多学科互动与合作中,人类学有责任对田野工作方法所渗透的中国意识有着更明确的认知与倡导。

  关键词:田野工作;中国意识;情感体验;共通性

  【人物简介】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剑波,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刘谦,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张有春,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张慧,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一、中国意识下的田野工作

  赵旭东:中国是一种以想象为基础的意识觉知与自我强化。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方法,不仅面临着新的方法和技术,而且对主体性的呼唤不断彰显。我今天要谈的是“中国意识”的问题。我在《中国意识与人类学研究的三个世界》,[1]就强调我们应该把中国人类学田野的地点、研究引导到一个主体意识上。有位编辑提出这个“中国意识”的概念界定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最近又写了一两段话,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中国”是一种观念,围绕这种观念而形成一种主体意识,此种意识就是中国意识。“中国”不仅是一个实体,而且还是一种以想象为基础的意识觉知与自我强化,它构成了具有磁石效应的,把一个被称为“中国人”的人群分层次吸附在一起的有凝聚力的文化与基础,由此体现出中国文化自身的特殊性的存在。另外一点:中国文化之主体意识的建构基础在于中国意识培养,这种中国意识是形成一种中国品味的核心。在这一点上,中国品味是综合性的,且内涵丰富,并非一句话或一个词汇或某种抽象的言辞就能完全覆盖,它意味着一种自身的转化,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在遭遇到了世界文化多样性之后的这种转化与升华。这是原有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触之后的再一次转化,是走向西方又回归本土的转向。它会体现在从日常生活到艺术创造的诸多方面,这是不能简单化的将其归约到有限的几个要素中去的,而且它还在进行之中并将会影响到认同中国文化的每一个人,这并不以现在意义上的逻辑来做一种内外的区分、你我的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区分等等,而是包容性的一种认同,并可以在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个频道里发生,因此可以说,这是新的中国文化品位在逐渐形成和固定化的一个时代。

  西方学者在进行田野工作时,带有很强的西方意识,这种西方意识可能是很笼统的,也可能是一种白人意识,也可能是一些自我中心的讨论,他们是带着这些意识去看这个世界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为殖民者服务的。这些西方学者把对自己的怀疑留给了其他的学科,他们将对自己世界以外的探索作为证明自身正确的方式,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又经历了自我颠覆,他们发现在异文化中也存在与自己相似的理性和逻辑。我想,其实所有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偏见,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意愿,因为谁也离不开自身文化的陷阱,使得自己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和自豪感。

  这些想法是在我对一些田野感受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那时自己在做一些法律与公正主题的研究。通常我们会认为,社会公正的普遍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实际上在有些地方,人们的理想是无讼,不需要通过西方意义上的程序或结果正义来确定一个事件的好坏和对错。讨论是很容易的,但要找到田野的切入点很难,所以在田野中一定先要学会操作化,就是在一个地方能看到什么和你想讨论的命题相关的东西。做博士研究可能会考虑一种机会成本,担心时间匆匆流过之后还能不能拿到学位。拿我来说,实际到田野点之后,我待了半个月好像也没看到什么纠纷。情急之下就有了办法,当时我跑到县城,因为我有个朋友在那边法院里,我发现这个村里1949年以来发生过的所有案例都在那边的档案馆里。这时我就觉得中国的田野与非洲、澳洲的不一样,因为这里有文字记录,别人的文字就成为了你解读田野,并和当地人接触的重要资源。于是我从诉讼案例档案里选了一些重要的案例去做回访,你会发现,只要找到一个案例,只要当事人还活着,当你找到他并跟他提起时,他会非常惊讶,接着会开诚布公地和你讲这个事情。在中国,当你问起一个人的隐私时他通常不会直接告诉你,但是当你把材料往那一放,他就笑了,还会给你一通一通地讲那时是怎么回事,这就成为了你回访的基础。在中国社会里,尤其是在乡村里做调查,交往的底线是非常重要的,底线不打破,他就不会把你当成熟人,不会说出实话。也就是说,要化陌生人为熟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打破底线的方式和技巧 ,不同地域打破底线的方法也不同。但是你要和他有一次深度的交锋,可能是在吃饭时,也可能是你在一些对于他来说非常隐私的问题上给出一些建议,你要敢碰他的底线。所以在田野中,首先是要打破底线。而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西方人很不同。在西方,隐私是不能触碰的话题,但在中国,反而是突破隐私这道底线才可以获得更开诚布公的对话,哪怕是对公共事务的议论。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公和私的转换很有意思。

  其次,要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一个被尊敬的人。这在很多时候是一个交往水平的问题,要擅于与人交往,这对于人类学来说是基本功,你要察言观色,要知道说出什么事情会让人感到荣耀,提起什么东西又会令人不舒服。比如我们在白洋淀做调查,去采访小兵张嘎的原型,他在战争中受过伤,非常愿意提他腿上的伤,你一提他的腿,他马上就兴奋起来,一套表述就出来了。这里需要自己亲自去体会,大原则是人与人交往的原则,但这些细节还需要自己做田野去体会。有一次我跟他们书记喝得快不行了,喝完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他在考验你的真诚,第二天早上我还躺在床上,他就送来了一包东西,这包东西可能是最重要的,是他所掌握的档案,包括这个村子里所有地主、富农,还有曾经跑出去的人写的认罪书,在四清、“文革”期间,侮人必须写自己问题的认罪书,这些农民有些也不知道什么叫罪和非罪,他写的全是村史。比如谁跟谁有不正当关系,“我去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他们分东西的时候顺便拿了什么”“我有什么自私自利思想”等等,但实际上这都是很重要的村落交往方式的描述,我认为非常真实,靠现在的口述历史都没办法完全复原的。我还在这里看见了一个“权威”的东西,村子里不是只有唯一的一个权威,有村庙的、村政府的,还有民间的权威。

  我的总体感觉是,当你有这样一个基点的调查后,再去其他地方你会有意识地比较差异和他们之间的连带性,你会发现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在塑造自己所谓的更大世界的时候,包括中国、世界这样的概念时,都会进入到地方层面,它不是一个小的村落,可能是一个放大的世界。那么,在庙会里头,他们会觉得这是世界的中心,他们会想象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会完全相信。我在香港的一个村子里看打醛的仪式,也会看到他们所有的表述跟帝国时代的中国有关系,“天官赐福”“天下为公”等等这些概念,隐含了对一个中心的认同,这个可能是我提出田野的三个世界的一个初衷,今天即便是走出去到海外进行研究,我们也不应该仅仅去收集资料,而是要想中国走到今天这样,与世界的联系是什么,在这种联系中,究竞地方的海外世界对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自身的意识又是怎么样的,从我们被中国文化熏陶过的人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怎么样的。

  我曾经去过非洲,去观察那里的中国人留下来的方式跟西方人在那儿留下来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很有意思。这实际上是介入方式问题,中国人怎么跟一个陌生的世界打交道?你会发现西方人有很强的殖民传统,这个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脑子里很清楚的就是我可以一个人去探索未知的世界,然后把这个世界作为一个知识来表述和征服。所以,他们所做的第一个就是去征服他的研究地点的知识,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要求。在坦桑尼亚的财政里头,48.5%大概都是西方的援助,不要说中国援非轰轰烈烈,实际上它占的援助额非常小,大概1%都不到,非常小。所以非洲能对欧洲不依赖吗?但是他们更喜欢中国人,而不喜欢西方人。西方强调你要用我的钱可以,第一条就是good govern,叫善治、良性治理,要民主、公开这些东西,非洲人经过多少年训练以后相对来说理解了一些民主的做法,但也不是说完善,要不然现在的一些乱地方也不会出现。中国进去的时候没有去碰他们的政治制度,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战略上的合作,同时也希望利用当地的一些资源,我们的方式就是朋友关系。比如非洲人喜欢踢足球,中国帮助建足球场。足球场的模式就是感觉都跟工人体育馆一模一样,写几个中国字。然后呢,医院,乡镇级的医院,模式一模一样。另外就是修道路、挖水井啊,所以老百姓非常高兴。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社会里对陌生人的看法,这有点像郑和下西洋的味道,笼络人心,显示大国的气派。大家要有这意识可以尝试,真的走出去,你会发现到处都能看到中国的影子,中国的这种影响。

  最后我希望大家,尤其是年轻的同学,在未来的田野工作中,能够关注到分散点的田野,来说明一个大问题,不一定是说中国意识,但是要有一个大的关环,否则的话田野工作的意义不大。现在跟十年前、二十年前不一样,中国随着自身声音的强盛,它的话语的力量也在发生影响,如果我们人类学不能赶上这样一个话语竞争的时代的话,就会被其他学科所替代。

  张慧:如何处理与西方理沦脉络的关系?

  最近大家都谈得挺多的中国意识、主体性,包括讲西方资本主义一切都是以现代为标准、对文化现象进行解读,确实大家都很仄倦了,当然提这个问题很好,但我有一个困惑,我们现在包括走出去研究非洲或其他国家,实际上是跳开西方直接去面对另外一个世界的调查情况,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跟西方历史的关系,我们怎么处理西方已经发展出来的理沦、脉络、方法,他们怎么共存?

  赵旭东:我认为肯定不会是完全抛弃。我们要有自信有这样的能力去理解西方的知识,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看它背后整体性的逻辑是什么。可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翻译,还要有一个整体的解读,让它纳入到你的场景里去,让你看不出痕迹。比如说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它已经深入到日常话语里去,这是一种佛教的儒化了。所以,西学不是一个强行的接受,是一个通过学者体会慢慢生长出一些更接近本土理解的概念的过程。今天实际上中国面对多样性的变化,国际上也在变化,包括民族问题。原来计划经济能解决的民族问题、区域经济的问题,现在都是新问题,肯定会创造新的知识、概念或者经验,要有这样的一种意识,不要完全被老的框框、概念和知识束缚,人类学如果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科学的方法的话,它是否能运用于各个新的领域做新的解释,跟其他学科不一样的解释,这种勇气还是要有。

  刘谦:中国学者作为观者所携带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怎样的?

  说到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者开始以细腻的民族志方式旱现对其他国家的观察与反思,发出自己的声音,非常有意义。我看到很多学者会描述他们为什么会关心当地的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等问题,想回应中国社会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也挺好奇,看待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场域时,中国学者,作为观者所携带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怎样的。它应该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路径,来反省文化自觉。中国人的思考体系跟西方人的概念体系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在提出具有中国的意味“理沦”的时候,可能又是在西方的理沦逻辑上打转。也许,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看待世界的方法,而不一定陷在提出新的概念的这个逻辑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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