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动态 > 赵旭东:人类学与文化转型

赵旭东:人类学与文化转型

时间:2020-05-31 12:28:01

编辑:admin

  【作者简介】赵旭东(1965~),浙江桐庐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Email:zhaoxudong@ruc.edu.cn。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伴随着权力支配方式转变,文化形态亦在发生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它意味着一种跟各文化相关联在一起的转型人类学的出现。这是以自我的文化体验为判准的一种文化内生的人类学,它的基础在于去深度考察那些为西方现代理性所切断联系的文化的逐步恢复与重塑。一种文化的转变需要人们认识到人不再是一种功能论式的理性的再生产模式的造物,它还是一种能动的自我的生成机制,它为激情留有足够的空间,并使之与理性有了一种最为完美的结合:那就是告别单纯的反思,直面多样性的文化的表达,并在欣赏和培育文化情调中去拒绝一种无中生有的批评与嘲讽。文化是促推社会凝聚的黏合剂。文化的不转变,只能意味着文化自身的“化石化”。作为社会之灵的文化,其存在大多是隐而不显的,文化若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文化也便难于成为其自身。

  【关 键 词】文化转型的人类学;分离技术;在一起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4)02-0032-17

  世界悄然之间正在发生着一种巨变,这种巨变必然是一种形态学意义上的转化,因此可以称为一次转型。这种转型一波强似一波,它首先在我们的精神层面上深度地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以及相应的行动,这种影响从经济到政治、从政治到社会、从社会到文化,一步步逐渐展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因此而发生一些带有根本性的转变,它也迫使我们必须对当下极为紧迫的社会现实变化给出一种自觉的选择。并且,这种经由选择而固定下来的生活,其本身又可能会成为下一次新的选择的开始,日常的生活因此而成为了一种不确定性的存在状态(赵旭东,2013)。

  时空坐落的现场感和确定性因此而消失殆尽,人们处在同一时间下的不同空间中的相互交流,随着电子通信技术的发达,而成为了一种可能和必然;同样的,在同一空间下的不同时间存在的展演,更成为我们今天看待过去和历史的一种方式,我们实际上无意之中是把我们的生活安插和固定在了一座博物馆之中;反过来,我们因此似乎也希望,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是一座博物馆,总是在期盼着现在的要比过去更为进步,未来也要比今天更为先进,它的谱系的轨道便是一种博物馆隐喻的谱系。这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经由某种选择而固定下来的一种价值观,它们改变了我们时空存在的唯一性和确定性,并以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来对此加以取代。

  与此同时,曾经依赖于某种再具体不过的时空坐落下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地点,在这个意义上转变成为一种不断变化之中的田野地点,它可能是在多个地方,可能是在网络上,也可以是在历史中,它还可以是在虚拟的海外漫布的世界中展开,总之,就是不在某一个具体时空坐落的点上,这逼迫我们不仅要像之前的人类学家一样去做一种极为静态的描述,还要注意到这静态之前的一系列动态的变化及其走向,并要努力去把握那种使人和物行动起来的文化力量究竟何在。

  作为人类学家,我们因此变得既是一位历史学家,又是一位社会学家,更是一位深思熟虑的哲学家,同时还必须是一位有着敏锐感受性的艺术家,我们面对今天多变的世界,也自然成为了有着多个面相的人。

  一、灵动与文化

  今天,在人们开始不断地拿文化来标榜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之时,实际上我们也会渐渐地发现,文化其真正的意义可能恰恰迷失在我们对于文化的一种不断的界说和挪用之中。但这又绝不意味着,我们现代人对于文化有一种必然的忽视或淡忘,反过来,恰恰是由于我们过度地看重文化本身,不断寻找自认为已经“迷失了的文化”,并使之成为我们意识中的一部分,由此我们对文化做了一种并非恰如其分的理解。

  很多时候,我们也许并非清楚,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法真正去明确地加以界定清楚的飘浮不定之物,如果你愿意,你完全可以像理解“灵”的概念一样去理解一种文化(赵旭东,2013),即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灵动性,无法真正地能为人所准确地捕捉到,而一旦某人捕捉到了,那也就像浮出水面的鱼一般,顿时失去了其在水中的那份灵动性了,“灵”在这个意义上等同于一种“不可捉摸”或“不可言说”。

  同时,这种“灵”还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之灵,它是在人所构成的社会中才会显现出来其灵动性的那份灵性,没有了人的社会与没有了社会的人,实际上都无所谓要有这份“灵”的存在了,“灵”在这个意义上是为由人所构成的社会来服务的,脱离了这一点,我们所有对于文化的理解实际上都是空洞而抽象的,也无法真正让文化这个“灵”有一个恰当的生存的氛围。

  尽管在西方的人类学家当中,像怀特(L. A. White)那样,人们更乐于将文化等同于一种精神的科学,但那显然是一种过度功能论或机械论倾向的对精神的界定,即如怀特所声称的那样:

  精神是心性活动过程,是有机体作为全体,作为一个密切关联的单元的反应活动(即与有机体中相对于其他部分的某些组织的反应活动不同)。精神是肉体的功能。精神的“器官”是作为一个单元而发挥作用的整个有机体。精神之于肉体,正如切割之于刀锯的关系一样(怀特,1988: 53)。

  这种从功能论的角度去看待文化的倾向,自然会把精神固化为一种类似物的存在,并从物本身的机理去看待文化,其造就一种未曾预料到的后果就是,将精神的东西还原为一种物质的存在,因此才有接下来怀特对于文化的从物自身的维度去界定的定义,即所谓“存在着传统习俗、制度、工具、哲学和语言等现象,我们总的称之为文化”(怀特,1988: 72)。随后,怀特又补充道,“文化现象是高于或超越心理现象的人类行为决定因素”(怀特,1988: 72)。

  这种努力把精神的活动向物质本身靠拢,进而向一种自然科学对象本身靠拢的文化科学,它本身也只能是落入到一种物质论的陷阱中去,因此,它不仅无法真正体现出来文化作为自身存在的独立价值,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到我们只能单向度地从物质的角度去寻找文化本身的意义,反过来再从物的自身构成上去人为地安排出一种文化的意义出来。在这一点上,不仅像怀特所曾经号召的那样,文化在决定着我们的行为,而且还像物与物之间的机械纽带关系一样,在反过来牵制着文化意义的生成。但是,文化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并非能够受到机械牵制的一种灵动性的存在,说它是精神的,也并非勉强,但是,如果回到中国的汉语语境中来,我们会发现,它更应该被翻译成为“灵”而非其他。

  二、社会之灵

  在汉语的语境中,“灵”这个字的含义是与一种变动性以及由此变动性而产生的效应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自身一定是担当着西方社会理论中所谓“中介者”或“能动者”(agency)的角色。

  在《辞海》这部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中,“灵”这个字的含义大多都是跟这种担当媒介性的中介者的角色有关联。比如最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人社会中,“灵”是用来专门指能够“跳舞降神的巫”,如《楚辞·九歌·东皇太一》中有“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还用来专门指“神”的出现,如《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有所谓“灵之来兮如云”,曹植的《洛神赋》中有“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的词句。在价值上,“灵”这个词大多是与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尽管“灵位”的“灵”也用这个词,但是中国文化里的死者为大的观念,也使得这个词具有了令人敬仰的意味。而除此之外,其他的如灵活、灵巧也是具有正面的意义的。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灵验”这个词,在这个词中,“灵”的含义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反应,即潜伏的东西因为某种原因而浮现出来,这是古代人预测未来生活的最为直接的一种方法和观念的表达。司马迁甚至专门在《史记》中为这类的人的生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写过一篇“龟策列传”,足见这样的人在古代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从这些上古文化对于“灵”的解释中,可以见到,灵这个字的意义还密切地跟一种具有超越于一般可见之物的出现或者消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于个人而言,它是人存在的一种证明,是人在场的一种标志;对于物本身而言,它则是物的拟人性的一种属性,是物具有了人的生命的一种类比性的实现;而对于社会而言,它是社会诸多构成要素能够相互地勾连在一起的粘连性的介质,是社会能够发挥其作用的一个枢纽性的机关(这里的“灵”的观念是可以与建立在黑格尔哲学基础之上的“理性”的观念相提并论的。在马尔库塞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再解释中,我们注意到了,从无生命的物到有主体性生命观念的人之间的一种连续性和差异性。石头的理性是在于反作用于其身上的一切事物,这些似乎使其发生了改变,但是石头并不自知;植物次之,它自身有生命却依旧不自知,它有自身存在的主体,但植物不能理解,即不能够借助理性而使其自身从潜在到存在,也就是它虽有生命的主体,但是却无法实现自身。而人才是真正有着自我决定性能力的主体存在,它不仅可以使潜在成为存在,而且还可以借助理解力和概念的知识来形成生命,这是以理性认识的自由为前提的,这种自由造就了理性可以把握住知识的主观性理解,这是石头和植物都不具备的(马尔库塞,2007,《理性与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23~24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社会之灵”称之为一种文化,而文化可以发挥其作用的基础就在于,其超越于社会之上的那些具有把分散的个体或心灵勾连在一起的能力,这是一种具有很强烈的能动性作用的社会之灵,它的范围可大可小,可以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传递,亦可以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散播、传染,由此而达致一种共同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社会之灵的文化,其所具有的恰恰是这种弥合差异与凝聚分散的个体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把文化定义为一种社会之灵,其核心的含义是指在一种变异之中,社会中分散开来的力量得到统一和凝聚。如果缺少了这份特质,文化也就无法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了。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指一群芸芸大众,因此,最初严复将西方的“社会学”(sociology)这个名词直接翻译成为“群学”,自有其自身的道理,在一定意义上,它更为贴近于中国社会本身。确实,对于中国社会乃至于一般社会而言,它往往是一群原本分散开来的人的聚合,如果抛去人的自我组织的特意安排,自然状态的人也犹如羊群一般聚首在一起。但由人所构成的这一群人,其独特之处恰恰是在于,它为自身创造了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象征符号以及勾连差异的交流媒介,由此一种共同的心灵才能够得以突显出来,并引导着社会中的这一群人按照一种既定的轨道去行动。

  每个人仿佛都如木偶一般,有一个似乎是外在于人,但却又经由这个人自身而发挥作用的那根牵动木偶的线在发挥着作用。社会中可能有许多条这样的线,但它们的牵动,又完全是出自于某一种力量,正像前文所述,我们一般都会把那种力量概化地称之为“灵”,那往往是暗指我们作为有限认识能力的个人所无法完全掌握的一种力量。而文化的意义,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与灵的观念有了一种意义上的对等,那便是指社会自身需要由文化的要素来带动而非其他,文化成为了让社会这个有机体可以轻歌曼舞的一份牵动性的力量,它是木偶行动的操纵者。这就像一个人的头脑一样,隐藏在头脑中的理性,它在深度地支配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确实很难想象,一个完全失去理智的人,它存在的状况究竟会是怎样?针对一个社会而言,其规模越是庞大,其力量越是强健,其头脑就应该越为发达并极为睿智,由此其所能牵动的人群范围,应该也最为广大且秩序井然。

  也许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就在于,社会的分散性的存在状态,因为作为社会之灵的文化而相互勾连在了一起,社会转型在此意义上就不再是简单的社会本身的转变,而是这个作为灵的文化自身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基础,一定又是隐藏于社会日常生活的诸多观念的转变之中。作为智人的人类,他的行为一定不是毫无目的性可言的,其行为一定是一种自我的表达,尽管这种表达并非人们情由所愿,但却是真实的表达本身。与此同时,这些能够表达出来的观念本身组合成为一套独特的文化,它离不开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和时代的场景。而我们的所有的分析,显然是需要从这一具体观念的转变入手而进行一种文化转型的考察。

  而今天述及一种文化转型的人类学,显然不能完全脱离开文化、个人与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勾连而成一整体性世界图景的呈现。缺少三者中的任何一种,不仅此世界的图景残缺不全,且文化的转型亦不能有其真正意义上的展现。在这三者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国的图景正在日益凸显出来(赵旭东,2012: 105~125),其基础亦是在于这三者各自所发生的且又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程度的改变。在此意义上,未来中国人类学的微观视野必然会在此三个向度上不断展开其实地的田野研究,但在此之前,宏观的鸟瞰必然是非常的重要。换言之,我们需要对今日中国在世界图景下的文化转型的总态势有一个整体的宏观把握,之后才有可能使得我们在微观的探索上有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赵旭东,2013: 111~124)。

相关阅读
中国各地区人类发展:大进步与大趋同(1980—2010)

中国各地区人类发展:大进步与大趋同(1980—2010)

时间:2020-05-25

【作者简介】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王洪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魏星,清

记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逯东

记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逯东

时间:2020-05-30

从理论出发观照现实 —— 记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逯东  “不从文献到文献,多观察现实世界,看是否存在现有理论尚未合理解释的实际问题,然后尝试去

跟古人对话 其乐无穷

跟古人对话 其乐无穷

时间:2020-05-27

“滇西军民抗战,特别是龙潞游击队和腾冲抗日政府的敌后抗战活动,所创造的军民联合抗战、敌后游击战、少数民族抗战等成功经验及所遗留的大量史料、史

对话:人类学高级论坛与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

对话:人类学高级论坛与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

时间:2020-05-31

【作者简介】徐杰舜(1943-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研究方向:人类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型发展——以广西为例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型发展——以广西为例

时间:2020-05-24

内容摘要:随着自贸区"升级版"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广西需要充分利用居于自贸区地理中心的区位比较优势,从"21世纪全球制造带"与"中国—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