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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礼物——器官捐赠中的身体让渡、分配与回馈

时间:2020-06-01 12:28:00

编辑:admin

  【作者简介】余成普,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山大学医学人类学与行为健康研究中心 袁栩,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李鹏,广州军区总医院

  【内容提要】本文以礼物理论重新检视器官捐赠作为生命礼物的社会事实。生命的礼物不是熟人关系的润滑剂,而是造就了一种陌生的、匿名的社会关系。它的流动不是赠予—接受—回馈的简单模式,而是多部门参与的、经历获取和分配过程的复杂循环。传统礼物与生命礼物不同的根源在于前者所赠是“身外之物”,而后者是对身体部分的捐赠,这必然是一个处理身体与人格、个人与家庭、自我与他者、生与死,乃至医学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过程。本文同时表述了生命礼物理论的政策意义。

  【关 键 词】器官捐赠;身体;礼物;生命礼物

  一、引言

  器官移植技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拯救了数以万计濒临死亡的垂危病人的生命。当前中国不仅在此项技术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在移植数量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家(黄洁夫,2008:3;张元芳、王翔,2004:791)。但正如卡赛尔(Cassell, 1993: 33)警示我们的,我们不应该过于“惊叹”这项医学技术,而遮蔽了觉察这项技术所带来的道德难题以及其他难题的能力。这些难题,就中国而言,无论是关于死囚器官的获取(郭兴利、周洪雨,2006;邱仁宗,1999)、捐赠的知情(钟会亮,2011)、器官的买卖(刘长秋,2012;曹未等,2010),还是脑死亡的立法(陈忠华、袁劲,2004;宋儒亮等,2007)等都指向了共同的主题——器官来源问题,即对器官来源途径的责问、对器官短缺的忧虑,以及对建立规范的器官捐赠体系的诉求。2009年8月25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原卫生部宣布,中国将着手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中国的器官移植之路将从依靠死囚捐赠①走向依靠普通公民死后的捐赠。②

  当前国内已有一些学者探讨了时间捐赠、金钱捐赠等志愿和慈善活动的发生机制和社会意义(毕向阳等,2010;葛岩、秦裕林,2012;田凯,2004),但器官捐赠,作为一种身体部分的捐赠,就像身体长久以来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处于“缺席在场”(希林,2010)的状况一样,偶尔被提及却鲜有深入分析。因其稀少以及与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它在国内更多的是一个新闻话题,被冠之以“赠予生命的礼物”。但“生命”的意义何在?“礼物”是如何造就的?一直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如果说赠予的器官是“生命的礼物”,那么它与时间赠予、金钱赠予,乃至其他传统礼物赠予相比,无论在赠予内容还是在发生过程上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它所关涉到的生与死、自我与他者、身体的部分与整体、赠予与接受,乃至器官的获取与分配,等等,是充满了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想象力的社会理论问题。对器官捐赠过程的细致研究不仅将扩展传统捐赠的范畴,同时也是对礼物理论的一次有意义的升华。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器官在全球范围内的短缺以及捐赠的艰难开展,引起了心理学者、行为学者、管理学者、伦理学者、法学者的兴趣,他们关注的主题集中在影响捐赠的因素和提高捐赠率的策略,以及器官移植和捐赠所带来的伦理困境和法律难题上(Ikels, 1997; Taylor, 2005; Price, 2000, 2006; Stickel, 1967; Perkins, 1987; Radecki & Jaccard, 1997;唐媛,2008;张永平等,2002;宋儒亮,2008)。

  医学伦理学家致力于揭示医学实践中的困境和危险,但他们的著述很少有关于捐赠者(或是移植者)的集体信念和经历的民族志细节(Sharp, 1995: 359)。心理学者注重人们行为的动机和态度,但并未继续探求动机背后的深层致因。法学家在脑死亡立法等方面提出了人权保护或相关种种呼吁,但对一些根本的问题,如人们如何看待“身体”、“尸体”、“死亡”、“死后世界”等却缺乏深究,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思辨和学理的分析,更需要细致入微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探究。摘取自己的器官,捐赠给他人,这不仅在肉体上(无论是活体的捐赠还是尸体的捐赠)打开了一个缺口,更是在深层次上触及了捐赠者(及其家属)的价值观及其存在的理由(勒布雷东,2010:278)。器官捐赠的文化敏感性已经激起了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他们的论著大致有三种取向。③

  其一,捐赠的家庭取向。器官捐赠,尽管个人的意向很重要,但家属的同意在实际的器官捐赠过程中具有更为突出的重要性。因为死亡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仅是个体身体功能的消失,而且是一个家庭,乃至更大范围内社会团体的悲剧。因而,对死者器官的摘取就变成了一个家庭和亲属的共同决策(Jansen, et al., 2010; Haddow, 2005)。

  其二,身体、死亡的跨文化比较。器官捐赠,尤其是尸体器官捐赠,必然面临着如何处理死亡、如何看待身体的问题。比如一些国家已经承认脑死亡判定,而另一些国家却抗拒脑死亡判定或是犹豫不决(Ohnuki-Tierney, 1994; Daar & Marshall, 1998)。埃及基于伊斯兰信仰,禁止从死者身体获得器官,认为这是对死者身体的入侵,破坏了身体的完整性和死亡的圣洁(Budiani, 2007)。希腊人表现出三种身体观和死亡观,因而也有相应的器官捐赠态度(Papagaroufali, 1999)。身体、死亡的跨文化比较,将有关器官捐赠的研究牢牢地镶嵌在主流的(医学)人类学分析框架中(景军,2012)。

  其三,礼物视角下的器官捐赠。这主要集中在对器官捐赠礼物本质的论争上。有学者认为,器官捐赠,与经常在熟人社会里发生的礼物赠予不同,捐受双方处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里,甚至阴阳相隔,因此它造就的是虚假的礼物关系,所谓“生命的礼物”,只不过是一种说辞或者宣传的话语(Ohnuki-Tierney, 1994; Lock, 1999)。但也有学者主张不能简单地仅从接受双方来看器官捐赠,而要扩展开来,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就会看到器官捐赠所实现的礼物循环。捐受双方的亲属、捐赠的中间部门(医院、红十字会、志愿者群体等)、媒体、政府等都参与其中(Joralemon, 1995)。

  器官捐赠的礼物研究取向,在我们看来,更具有总括性。如以礼物理论作为基本框架,透过表面的赠予—接受—回馈的模式,追问其每一个环节的意义,就会发现它已经涵盖了捐赠的家庭取向和身体文化多样性取向。因为是亲属而非个人最终决定尸体器官的捐赠与否,在赠予和接受、回馈的过程中,也充满了对死者身体的尊重、仪式化的处理,乃至对捐赠者死后生活世界的想象。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对已浩如烟海的礼物研究文献再逐一梳理,而是就一点展开讨论。在《礼物》中,莫斯(2002)强调了礼物的总体性社会事实及其不可让渡、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本质。礼物的总体性表明,看似单一的礼物交换实际上撬动了宗教的、法律的、道德的、经济的等多种制度,表现为总体性的特点。这一观点和视角基本为后来学者所认同。莫斯认为,真正使得礼物的回报成为必然的不是其他什么原因,而在于礼物所具有的“某种灵活而不凝滞的”精神力,或曰“礼物之灵”,它与捐赠者不可分割。这即是说,接受了某人赠予的某物,等于接受了他的某些精神本质或一部分灵魂,而保留它则会有致命的危险,这不单单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的占有,还因为该物在道德、物质和精神上都来自另一个人,这样,被赠予之物(或等值或更高价值之物)将会活跃地力争返回它的“诞生处”。

  莫斯“礼物之灵”的观点遭到了马林诺夫斯基(2007)、弗斯(Firth, 1959)、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 1969)、萨林斯(2009)等学者的一致批评,认为他没有对“灵”的主体做出区分、忽视了对礼物经济意义的关注、徒增了礼物的神秘性,甚至认为这是人类学家被土著人迷惑的一个典型例子(萨林斯,2009:177-180;阎云翔,2000:4-11)。然而,礼物的内容甚少成为思考的中心,尤其是没有对“身外之物”与“身体本身”④做出区分,即没有考虑到身体的边界。如果说赠予的身外之物或贴身之物(像贝壳、项圈,乃至食物、礼金等)携带了捐赠者的本性、精神、生命力或某种神秘力量,即莫斯所言的“灵”,就像某些评论家所言的,都多少带有一些神秘性或者玄学特征,那么身体部分的赠予——必然与捐赠者的人格与生命息息相关——又将赋予捐赠何种意义?造就出什么样的礼物关系?这成为本文思考的起点。

  以身体为核心,重新思考礼物关系,我们就会发现,生命的礼物扩展了传统礼物的赠予—接受—回馈模式,作为一部分医学事实,它在获取、分配和调节上充斥着医学的权力,在这形式化的流动模式背后,不再是赠受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和简单互惠的发生逻辑,而是对生命、死亡、身体的敬畏,以及多方参与的人道回馈。结合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我们初拟了本文的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生命礼物的流动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本文的资料获取方法。2010年10月至2011年7月,在完成移植病人的研究后,本文第一作者着手准备调查器官捐赠以及带有挑战性的器官买卖问题。很可惜,当时调查的那家医院因为一些原因,暂停移植手术一年,这给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困难。2012年春节,G市⑤J医院——中国首家成立器官获取组织(OPO)的医院——L医生联系并邀请笔者作为器官捐赠的人文学者加入他们正在搭建的器官捐赠体系建设团队。一年多来,在这个团队里,笔者访谈了省红十字会器官捐赠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器官协调员、志愿者、移植医生、国家器官移植与共享中心工作人员。我们⑥观察了六例器官捐赠除纯医学外(器官摘除和器官移植手术)的其他程序,与捐赠者家属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在与器官协调员、志愿者和移植医生的接触过程中,我们还间接地了解到其他捐赠案例。期间,我们两次参与观察了在清明节后由省红十字会组织的“遗体(器官)捐赠者公祭仪式”,并受邀出席2013年5月在深圳召开的有关器官捐赠方面的国际会议。这些均为本文的丰富资料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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