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动态 > 统计化:社会转型的另类向度——评刘新的《中国蜃景》

统计化:社会转型的另类向度——评刘新的《中国蜃景》

时间:2020-06-01 12:28:01

编辑:admin

  【作者简介】张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人类学一直都保持着关注乡土社会的传统,从20世纪30年代的学科兴起到西南联大时期的第一次研究高峰,从80年代学科重建再到回访研究成果的集中产出,无一不是以本土乡村社会为田野对象,可以说,中国人类学走的是乡村路线(徐杰舜,2010)。这种“乡土性”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化存在。“乡土”两字不仅指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和生产单位的乡村,更重要的是指传统的伦理观念以及家—国同构的关系规范,中国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就建立在“乡土性”的观念和规范之上(费孝通,1998;梁漱溟,2006)。二是对“乡土”的迷恋也是历史文化使然,因为人类学想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社会的根本事实和运作逻辑,还意欲借此书写民族主义,寻找中国社会的变革动力和文化价值的新型表达机制(杜赞奇,2007;王铭铭,2003: 215-242)。

  这样的学科脉络在树立典范的同时又束缚了此后的研究,即“典范”在于强烈的“转型”意识,深刻探讨社会与文化的变迁逻辑,以及人的观念和价值转向;“束缚”在于乡土人类学已经形成深厚的土壤,当前的研究会不自觉地持续进入乡土,要么检验前人的理论,要么试图突破既有的范式假设,虽说完成这两项工作绝非易事,却是相对固化的研究路径,容易启动。那么,能否有一种人类学研究既坚持“转型”意识,又能跳出乡土研究的“社区论”,不再囿于宗族、庙宇、民间宗教和市场区系等传统范式假设或知识生产空间,在鲜有涉及的领域中试图言说新的事实呢?

  在此意义上,刘新①的《中国蜃景——当代世界的反人本倾向、自恋主义和物质性》(The Mirage of China: Anti-Humanism, Narcissism, and Corporeality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以下简称《中国蜃景》)或许是一个例子。②作者从一个鲜有人关注的另类向度——“社会的统计化”(statisticalization)切入,梳理了中国当代社会的转型史,一面观照国家自上而下的革新机制,一面刻画普通个体的能动性反应,在厘清国家与个体间关系的同时,分析了国家与个体共同存在的“自我认知和道德建构”的困境。不过,作为一部人类学民族志作品,《中国蜃景》在彰显独特洞察力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些研究逻辑上的缺憾,其所用的诸多论证方法和书写方式值得商榷。

  一、社会的统计化

  《中国蜃景》的切入点和理论基础主要源自伊恩·哈金(Ian Hacking)有关“社会的统计化”的科学哲学研究。哈金认为,在19世纪以前,人们对自身和生活实在的认知建立在决定论基础上,理性的、有教养的人看重的是自然的、规律的事物发展,非正常状态并不是日常关注的对象。但从19世纪开始,偶然性的讨论逐渐占据上风,最终取得了本质化的地位,概率论成为把握偶然性的工具,并由此取得了形而上、认识论、逻辑学和伦理学等四个方面的成功。在这场有关认知的哲学变革中,政府的社会管理工程不再着力于“建构常态”,而是转变为规避和改造“非常态”的概率事件(哈金,2000)。

  概率论的兴起和社会工程的需要共同促使统计学走向系统化和科学化,成为一门制造社会认知的技术。正是得益于国家制度所承认的合法性,统计学最终确立了社会公共参考系统的地位(Desrosières, 2002: 148)。在统计学的帮助下,对偶然性的认识和本质化并非使世界越来越偶然,相反,偶然被控制和驯服,世界变得比以前更加规律(哈金,2000: 13)。这是世界走向公共理性的原因之一,它与韦伯所论述的资本主义发展所致的理性化是同一个过程(Porter, 2011: 32)。

  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倾向也促使国家的社会工程不断寻求对偶然的驯服。从孔德开始,实证主义逐步奠定其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成为认知的可靠来源。在实证主义取向中,“事实”(reality)和“有用性”(usefulness)比形而上或意识形态更能代表真实的世界,“确定性”(certainty)与“精确性”(precision)是判定事实和建构有用性的标准,其前提是组织化、有序化的知识,而统计学恰好是一种组织化和有序化的知识(Liu, 2009: 59)。

  尽管刘新并未定义“社会的统计化”,不过至此已能总结出它的内涵,即国家利用统计学工具来治理社会,以统计数据为依据制定方针和政策,并衡量目标和绩效,从而导致普通人对世界的认知产生统计化倾向。《中国蜃景》对比了改革开放前后政府的治理心态(mentality of governance)和普通人的生活感知(sentimentality of life),将“社会的统计化”过程分解为国家层面的转向和个体层面的变迁。

  (一)治理心态的转向

  刘新认为,毛泽东时代国家的治理心态是统一意识形态,一切行动以符合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远大憧憬为标准,而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则根据统计机构的各类数据来制定方针、政策。这种转向可分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治理目标的转变。毛泽东时代的目标很简单,即保持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和绝对化。改革开放后,治理目标转变成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理性的政府和量化的管理成为最核心的需求(Liu, 2009: 52)。以经济统计数据为主的各类社会数据呈爆炸式增长,这种短时期内的数据膨胀与国家物质化转型互为因果,将社会的真实性从集体存在推向数字化存在。

  第二,社会统计学模式的转变。毛泽东时代的统计学模式是苏联模式,该模式将统计学划归社会经济范畴,由国家来掌控,并要求学生学习,且被认为是可以用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计划体制的合理性、公有制分配的正义性的一种工具(刘炳瑛、牛志礼,1991)。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统治”被彻底否定,新的社会认知和治理基础急需建立,西方模式的现代统计学迅速回到历史舞台。如果说,苏联模式的统计学在于制造一套服务于政府工作的调查和整理资料方法,以及人口、劳动、生产指标的计算体系,作为现代应用统计学的经济统计学和社会统计学则是数理技术在社会经济科学领域的应用,而非一套别有用心的“关于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方法的解释说明”(戴世光,2008: 470-471)。它应该属于数学范畴,建立在概率论的基础之上,是实现经验治国的中性的、实证的工具。

  (二)生活感知的变迁

  普通人的生活感知变迁与国家的治理心态转向是结为一体的两种过程。首先,中国人学会用数据定位自身。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统计数据和实证社会研究异常重视,社会科学进行重建时,统计学是在并不轻松的舆论环境中,顶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bourgeois spiritual pollution)的批判逐步确立地位的,最后,社会、经济、政治甚至是历史研究无一不将统计学视作确证和检验学科知识的有效工具(Liu, 2009: 77)。国家与社会科学的统计化转向影响到普通人,通过数据来定位自身在社会中的层级和位置逐渐成为个体知觉社会结构和国家政治的基础。

  其次,刘新着重分析了中国人“命运观”的转变,并划分出三个时期。毛泽东时代是意志(will)决定命运,既指主席的意志,也看自己的意志水平。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真实格局是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开放不一致,国家话语强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它们都为普通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认知——能不能先致富,看的是自己的运气和机会(luck and chance)。若是“命好”,生在开放之地,遭遇并抓住机会,就能致富。运气和机会实际上与社会的统计化一样都以“概率”为认识论基础,“随机选择”(random choice)成为当时社会最主要的运作逻辑(Liu, 2009: 130)。2000年之后,情况又有不同。原来的运气之说和机会主义能够被人们用来理解贫富差距,从而获得一种自我安慰:“我只是运气差没能先富起来,但我一定会富起来的”。然而,随着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人们开始怀疑国家对“后富”的承诺,运气和机会的解释再也无法支撑人们的信念,统计数据和各种政府行动就显得愈加不可信。这时候,“寻找关系”和“制造腐化”的非理性命运观成为主宰(Liu, 2009: 125),围绕权力资本进行关系运作,人们期望再生产金钱资本和新形式的权力资本。

  再者,“内化”(interiorize)的自我转变为“外化”(exteriorize)的自我。刘新(Liu, 2009: 142)借用方慧容的研究说明,通过诉苦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毛泽东将革命内化为每个人对翻身做主人的诉求和渴望,从而启动了革命。③通过划分阶级和阶级斗争,每个人都要检视自己的“成分”,并且鼓励揭发他人,革命被内化为每个人的自我检视和批评,并把对他人的检视和批评当成自己的一项任务,革命的对象和目标被建构起来(Liu, 2009: 169),此谓“内化”的自我。毛泽东时代人与人之不同在于意识形态的正确与否,在于能否认识当时的社会风向,而现在人与人之间主要是“外在于人”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比如收入、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行业和职业等的区别,它们是一个人认识自己的首要根据,是一个人判断自身社会位置的首要标准,此谓“外化”的自我。对于刘新所提的“外化”,需要明确一点:并不是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与人之间就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作为社会人,从出生开始就被档案化,以事件当事人、系统评价对象和社会统计对象的角色参与日常活动,这必定是外化的体现。刘新强调的不是客观结果,而是一种自我的主观定位,毛泽东时代的人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定位自身,以期调整自己达到国家的要求或是个人生存所需,转变意志即能转变自我;而在统计化的现今时代,一个人依靠外在的归类和描述作为自己的行为导向,并树立客观性的目标,例如“我要富起来”,转变自我与意志再无过多瓜葛,而在于制度是否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正如刘新(Liu, 2009: 87)所说,一个人首先需要被贴上标签,成为可测量和计算的角色后才具有价值。

相关阅读
民族学实践:在巴西奴隶后裔社区开展的田野调查

民族学实践:在巴西奴隶后裔社区开展的田野调查

时间:2020-05-26

内容摘要:本文作者通过对马拉尼昂州的一个黑人群落进行走访调查,并结合当地的文献资料和口述史,对“逃奴堡”群落成员后裔的“身份建构”进行了深入

国族是什么?

国族是什么?

时间:2020-05-24

内容摘要:普法战争期间,德国吞并了位于德法交界的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一些德国历史学家纷纷从血缘、文化方面的论据出发,为德国兼并该地区的合理性

橄榄坝的现代性

橄榄坝的现代性

时间:2020-05-24

【摘 要】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已经引发许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然而这些讨论较少触及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转型及现代性经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旅

范曾与南通大学的不解情缘

范曾与南通大学的不解情缘

时间:2020-05-24

11月25日,南通大学范曾艺术馆正式开馆,历经十年建设,见证了范曾对国家、故乡的赤子情怀,以及对文化艺术不懈的追求,也见证了南通大学继承弘扬

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时间:2020-05-24

比利时工人党是比利时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支劲旅。在苏联解体、东欧发生剧变时,比利时工人党经受住严峻考验,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