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动态 > 电影、媒介、感觉:试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转向与发展

电影、媒介、感觉:试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转向与发展

时间:2020-05-24 14:50:46

编辑:admin

  摘要: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制作、媒介应用、感觉研究三个方面与人类学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表现在:其一,作为电影的民族志,影视人类学以电影制作为民族志实践的核心,为人类学学科提供了新的知识生产途径;其二,作为以媒体运用与研究为主的应用人类学,通过对新旧视觉媒体的兼容并包,影视人类学在专业学术上和广泛的大众领域之间建立了沟通桥梁;其三,作为一种交流与批判的声音,影视人类学呼吁视觉、感觉研究与人类学的密切结合。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无论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还是在与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不断整合的研究过程当中,都逐步显露锋芒。

  关键词:电影;媒介;感觉;影视人类学

  英文Visual Anthropology,国内学界一般译为“影视人类学”或“视觉人类学”。19世纪末,民族志电影紧随摄影术的发明最早出现于西方社会,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者开始利用这一新工具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从此,电影、影像、图像已成为人类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研究工具和研究内容。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已具备独立的理论、方法和研究体系,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影视人类学逐步发展壮大并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①近年来,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已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宏观研究转向以解释、实践论为主的微观或个案研究,同时也对传统的文字书写的民族志文本的表达方式和方法进行反思和批判。就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而言,其源自人类学学术内外的当代理论与方法论,而以英美为主的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新近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以下主题正成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关注重点:跨学科的文本、应用的影视人类学与新视觉媒体、人类学的经验与感觉。②本文将从民族志电影制作、视觉媒体应用和感觉研究三个方面论述近年来西方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中呈现出的趋势和特点。③

  一、“文本”转向:从“书写”到“影像”的民族志

  众所周知,影视人类学以电影拍摄制作为主,或明确地讲,西方国家的影视人类学起步于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制作。虽然当代影视人类学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是,电影制作仍然处于该分支学科的核心地位。在电影发明不久之后的1898年,英国人类学家哈登率领的“托雷斯海峡”考察队便带上了摄影机进行田野考察。虽然这次田野工作仅仅拍摄了共4分钟的影像素材,但以此为起点,电影被首次运用于英语国家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之中。④从此,电影与人类学关联。就“文本”(Text)转向而言,笔者认为,在当代西方民族志电影制作中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从载体形式上看,指的是“文字”的民族志文本(Words Text)转向“影像”的民族志文本(Images Text);其二,从电影制作上看,指的是“文献资料”的电影(Documentation)转向“民族志”的电影(Documentary)。以上两个方面均涉及由人类学理论范式与影视技术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而带来的改变。

  (一)人类学理论范式影响之下的民族志电影

  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人类学处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的影响下,由于图像画面很难表现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抽象宏观的主题,在这个时期,人类学家所拍摄的民族志电影主要是说明某些抽象的人类学理论或原则,因此影片数量也并不多。此期的绝大部分民族志电影,常常利用大量的字幕和旁白进行“文字”式的说明或解释。例如,民族志电影《盛宴》(TheFeast),⑤便是以莫斯的“礼物”为核心,描述并分析了南美雅诺玛莫人(Yanomamo)的礼物交换过程。那时,人类学家一直将摄影机视为与望远镜和显微镜一样,是客观地记录人类社会的最佳的科学研究工具。⑥因此,这个时期大部分的民族志电影以大量仪式活动为拍摄的主题,并以记录和保存大量的资料和信息为电影拍摄的最终目的,这些影片也成为人类学家民族志“文字”写作的辅助和说明。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为首的历史特殊论学派所提倡的人类学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抢救那些正在消亡的印第安部落文化。因此,摄影机成为“文化抢救”人类学调查研究的重要工具。这一观点得到他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的积极支持,她将这种影像的方法推广至当时的人类学调查研究之中,这个时期的民族志电影以“文献资料”影片的拍摄制作为主要特点。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人类学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开始发生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后现代主义的来临,西方人类学陷入了关于民族志的“表征危机”,以“写文化”为标志,人类学家开始对其最终成果——民族志进行反思和检讨。由于西方人类学学科的主流理论范式开始转向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研究方法也从宏观转向微观,从抽象转向具体。当人类学家们开始关注民族志文本的写作问题之时,“文本”成为民族志表达的核心概念并备受关注。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倡将文化作为“文本”来阅读;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也提出将“民族志作为文本”;⑦而著名纪录电影理论家科林·扬(Colin Young)则表示:“电影即是文本。”⑧这些人类学和纪录片理论方面的变化,暗示了以电影为“文本”可以表征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二)“书写”与“影像”的表征差异

  如果说文本是由“任何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⑨的话,那么文字书写可以被认为是文本的一个主要方面。前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指出文本“是用一定的符号来表示”,⑩那么,图像作为文本表达的符号之一,与文字书写一样,也可纳入文本的范畴,即影像也可以是文本。由于文字偏重抽象和概括信息的表达,而图像易于展现直观和形象的信息,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西方影视人类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整体性和细节性而言,图像或照片最重要的特征是向观众“提供了独特的细节性”,这使得人们能够去发现电影中“无以穷尽的细节的可能性”。(11)此外,图像提供了整体性的人类基本常识,这也使得即使是最离奇的异文化图像,观众也会对其基本背景一目了然;相反,文字写作则要求从全部词汇中创造出对异文化整体性背景的精确描述,这导致即使是最普遍的人类基本常识,也需要作者使用准确的文字进行描述。因此,尽管文字与图像在描述同一件事物,但是,由于在整体性和细节性的描述方面二者各有侧重,使得“视觉媒体允许我们用‘熟知’的形式,而不是用‘描述’的方式去生产人类学知识”。(12)所以,写作与影像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人类经验的表达方式。由于这种以视觉语言形式为主的人类学理解方式是以影像的形式作为民族志表征,它超出了传统的人类学文字语言的认识和理解范围,所以,这是“以从词汇到句子为本的人类学思维方式向以从图像到影像为本的人类学思维方式的转变”,(13)即影像不是文字的简单代替或是辅助说明。这成为影视人类学对人类学学科知识范畴的反思所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在新兴的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影响下,从研究方法上看,人类学家认识到某一社会文化生活不单纯是对其基本结构的分析,而是对某个社会文化的过程或事件的描述,使得人类学研究更集中于对特殊的人类学个案的描写;从研究兴趣上看,人类学更加关注物质文化与技术、文化表演与展示、社会经验与情感的表述。另一方面,因为电影能够对所描写的事件、人物以及观点等等以一种细节化的手法展现出来,所以,电影具备所谓“深描”的特性,(14)因此,它更能适应与具体事件和特殊细节描写相关的民族志的表达形式。其结果之一,便是“电影手段作为学院派人类学家值得尊敬的一种人类学的描述方式正在显露锋芒”。特别是由于数字化DV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但带来了影像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就人类学研究而言,DV更加有助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15)因为它扩展了人类学的拍摄题材,也有利于将社会调查的方法运用于拍摄之中,因此,很适合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使用。可以说,DV不但有利于人类学家的独立工作,还易于拉近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无可否认的是,在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表征之时,DV非常有利于探索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微妙之处、感悟生活的品质和对象文化世界的出彩细节。因此,影视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学不再局限于将电影视为一种简单的记录工具而成为一种丰富的表达方式,民族志电影逐渐从过去的“文献资料片”向电影的“民族志”转向。总之,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民族志电影,其视觉表征挑战了传统的民族志文本书写和“文献资料片”的影片样式,表现在:(16)其一,民族志的文字与视觉的表征均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日常经验和细节;其二,相对于写作,视觉表征在建立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和自我反思时,显得更加积极有效;其三,影像的形式更适合去描绘丰富的社会情景和文化事件。显而易见,除文字之外,影像可以表征民族志内容,“影像”文本也并非“文字”文本的简单代替。

  (三)电影作为民族志:人类学观察式电影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民族志电影更加关注以影像表征的民族志成果,很多学者纷纷提出“电影作为民族志”(Film as Ethnography),(17)并探讨电影与文字写作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电影制作者具备什么样的民族志理解和认识,相应地,也将形成什么样的电影理解和表达。虽然人类学理论众多,更替频繁,然而西方学者们多数认为,衡量民族志电影的根本在于它是否具备基本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简言之,以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为民族志电影制作的核心。(18)因此,在众多的民族志电影的类型风格中,又以人类学观察式电影(Observational Cinema)的理念和实践的发展最为完善和成熟,并为广大的西方影视人类学者所接纳,成为当代西方民族志电影的主流样式。

  就人类学观察式电影而言,这是由西方著名纪录片理论家科林·扬(Colin Young)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纪录电影拍摄制作模式。他将西方纪录片中的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理念与人类学田野方法相结合,因而“人类学观察式电影”是在新的范式和技术的影响下,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电影相结合的一种新的电影理念和实践。受美国直接电影的影响,早期的人类学观察式电影使用同期声、长镜头,没有解说词和旁白,主张作者以旁观者的姿态进行拍摄和制作影片,而最近的人类学观察式电影则容纳了让·鲁什的电影方法,更加强调拍摄者的介入和参与。就其本质而言,科林·扬认为,观察式电影的精神就在于一部影片在结构中所体现出的电影制作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亲密和谐的关系,保罗·亨利(Paul Henley)进一步指出,人类学观察式电影具有“强化和触媒的作用”这一潜在优势,(19)而使得“观察式”成为人类学实践民族志之时,生产人类学知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由于人类学观察式电影关注于解释特定的电影制作技术如何去表达生活的特定方向,即,将电影拍摄理解为一种对生活的尊敬和谦逊态度。通过这个视角,观察式电影在电影制作者、拍摄对象和观众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可以说,它并不是一种标新立异的电影拍摄方法,而是电影制作者视角的转化。由此可见,观察式电影不仅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一种电影制作方法,更是基于人类学参与观察方法下生产人类学知识的电影制作理念和实践。电影作为民族志,即电影可以是人类学知识表征的一种有效途径,已成为越来越多当代西方职业人类学家与纪录片电影作者的基本共识。

相关阅读
吴文藻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

吴文藻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

时间:2020-05-24

【核心提示】吴文藻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对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中国化进程作出了斐然

转型与发展中的中国人类学

转型与发展中的中国人类学

时间:2020-05-24

2013年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多元化以及学科之间不断融合的态势,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从经典民族志到应用人类学、从地域研究到跨文明交流

乡风民俗变迁动力的理想类型分析

乡风民俗变迁动力的理想类型分析

时间:2020-05-24

内容提要:本文从“结构—行动”理论的视角切入,着力对乡风民俗的变迁动力进行理想类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结构要素的断裂、变异与突现形成的“内驱

对话的人类学:关于“理解之理解”

对话的人类学:关于“理解之理解”

时间:2020-05-24

【作者简介】罗红光(1957~),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北京 

作为整体社会科学的历史人类学

作为整体社会科学的历史人类学

时间:2020-05-24

内容提要:整体史视野中的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历史学化”过程中的人类学整体观,对历史本体和历史实践的主体性等问题,有了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的反

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