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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认同的媒体构建

时间:2020-05-24 15: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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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近年来,中国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成为世界各地学者热议的课题,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尚缺乏具体的实证支持和连续性、系统性的考察。中国民族认同的构建形式在1980年到2011年的三十多年间,在多方面发生了重要变化,包括认同标签和性质、构建和表达方式、影响和决定因素,等等。这些变化揭示了中国民族认同的内核和边界,其存在方式和未来走向。

  【关 键 词】民族认同;国庆;媒体;话语

  【作者简介】张萌萌,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博士后 (北京 100032)

  一、导论:中国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速发展的奇迹,已引起西方学界和政界的普遍关注甚至恐慌。围绕“中国威胁论”的种种理论,自中国经济起飞之始直到今日仍未见衰退①。当全球经济经历金融海啸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之时,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对当今世界的权力分配格局产生着重大影响。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为世界各地学者热议的课题②。

  目前,国内外对于中国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民族主义以及对霸权和扩张可能性的讨论,二是针对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各种社会事件的对应性分析。总体而言,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缺乏具体的实证支持和连续性、系统性的考察。针对这两点缺陷,本文提出以下两组问题。第一,中国民族主义在当下的本质性标志是什么?它在不同时期是否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第二,民族主义以何种形式内化为一种公众意识形态?又以何种形式表达出来?只有回答了以上两个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中国民族主义的内核和边界,其存在方式和未来走向,进而从实证角度有力地回答中国民族主义是否会导致霸权和扩张,并从根本上解释民族主义在各种社会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现有研究在结构上存在着断裂:国家自上而下的构建和公众自下而上的反应是通过何种方式联系起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绕过民族主义学者——盖尔纳和安德森所强调的,大众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民族主义自产生之初,就与媒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各种媒体产品将认同与政治经济结构相联系,引导我们的价值取向和归属感。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媒体参与建立和维护着各种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经由各种媒体传播渠道,民族国家意识被带入私人领域,触及社会各个阶层,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强化。在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大众传媒的话语为受众解释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发生的变化,其意义和正当性,动员公众并制造共识③。而话语的形成是由发出者所处的立场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只有将话语置于这样的背景环境中,话语才不会仅仅被解释为抽象、虚无的话语,而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构建。本文正是试图将媒体话语与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相结合,在回答“媒体构建了怎样的民族认同”的同时,更进一步考察民族认同的形成机制和决定性因素,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中国民族认同的发展趋势和性质。

  现代大众传媒已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基于不同背景的媒体机构以多种方式交叉传播。然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中国环境中,报纸仍然是大众媒体链中的首要环节。要研究民族认同如何通过媒体,自上而下地传递到受众中,报纸是首先应该考察的对象。同时,由于自身的多种特性,如信息量的可控性、内容的权威性以及存录过程简单等等,报纸往往成为民族主义和话语研究的首选对象④。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笔者从两个角度考察媒体内容。一是在媒体话语中,中国民族认同的内核和标签是什么?二是有关民族认同的话语,在不同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由什么因素影响和决定?

  通过回答以上问题,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媒体话语中的中国民族认同的表层面貌、深层内涵和存在形式,更能解读出其形成因素和发展走向;为民族认同这一抽象的意识形态找到具体的话语表达,同时也将表层的语言、事件提炼出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从而填补前文中提出的现有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内的断裂。

  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在不同时期,媒体话语会出现总体性的模式变化。这是由社会、历史的大环境所影响和决定的。要验证这一假设是否真实,我们就必须细究媒体报道中使用的语言,并通过与文本外因素的结合来加以解读。这需要从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并进一步结合跨文本分析。其中定性分析使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而定量分析则借用语料库语言学中的考察方法。下一部分将对具体研究方法进行详细介绍。

  二、研究方法:文本分析与跨文本分析

  1.文本分析: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

  批判性话语分析是话语分析中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批判方法。其基本假设是,话语与权力斗争和社会关系紧密相关。因此,对语言结构和话语策略的分析将揭示出某一话语所支持的特定社会政治现象。这种分析致力于揭示出各种语言形式所承载的社会认知和社会结构。本文所使用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借鉴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及其后继学者费尔克拉夫、福勒⑤等人所创造和发展的语言学方法,对新闻报道语言中的词汇选择、组合搭配等进行分析,从而考察语言选择所承载的深层意识形态。

  尽管批判性话语分析可以有效地揭示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但作为一种定性分析方法,其武断性和片面性一直饱受批评。分析结果的普遍意义一直受到来自定量学者的挑战⑥。但与其相对的定量分析也存在着相当的缺陷,尤其是针对身份认同这样比较抽象和敏感的主题。对于数据结果所代表的深层意义,定量分析往往难以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读。因此,目前学术界提倡使用定量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批判性话语分析进行补充,在严谨性和可靠性基础上提供深入和具体的分析,并使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成为可能。目前,中国的语料库语言学仍处在建设阶段。与欧美国家相比,语料库的规模和功能都还十分有限。由于中文语料库目前的缺陷,与国外现有的研究相比,本文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对单一,取样规模也比较有限。中国的语料库建设正在发展过程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本文所使用的方法和取得的结果,将可以在更大的语料库中得以推广和验证。

  2.跨文本分析

  通过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检查媒体内容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解释这些语言现象,这就需要与媒体特点、社会背景等非文本因素相结合。除了描述一种现象,解释这种现象更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试图在纵向上选取较长的时间段的缘由。在语料库的选取上,本研究使用《人民日报》在较长时间段内的报道内容,将报道语言与历史背景相结合,从多角度对媒体话语中的中国民族认同的内涵和存在方式加以考察。

  三、数据分析:1980—2011年《人民日报》国庆头版

  本研究取样来自1980年到2011年这32年的国庆报道头版。这一选择主要考虑到国庆日对民族认同的特殊意义。国家层面对节假日的设立往往与民族认同的建设密不可分。一个国家的法定假日的设立代表着官方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以及未来的解读。全国范围内节假日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对于巩固和加强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政治认同和爱国主义以休闲、娱乐的形式带入普通人的私人生活。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民族文化、民族认同往往以放大的形式得以体现。现代传媒对于国家节假日的宣传,以及对民族国家历史、传统和风俗的解读对于民族主义的构建至关重要⑦。节假日的媒体报道往往致力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高受众对于“想象共同体”的信仰。因此,对节假日期间媒体内容的考察,能够有效地捕捉到民族认同的具体构建形式和变化趋势。

  我国现有的国家假日体系经历了一个很长时期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在19世纪末,历法变革就成为国家现代化和民族认同建设的争论焦点之一。传统月历制被认为是现代化失败的重要原因和病征。康有为曾提出以儒教作为国教,并将孔子生日作为纪元的开始⑧。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传统历法的清明、端午等节日被废止,代之以五一、五四、七一、八一、十一等新的国家假日⑨。其中,国庆日庆祝对于新成立的民族国家而言,尤为意义非凡,认同感和政治忠诚以各种形式在庆祝国庆活动中得以巩固、加强和放大。这一时期的节日设立和庆祝方式既显示出对传统和风俗的否定,也强调了新中国的各种成就和对共产主义以及现代化的信仰。从20世纪80年代起,基于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民族复兴和传统文化价值成为民族认同的主题。国家的执政基础也由单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转化为对民族利益的维护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保护⑩。除夕、清明、端午等节日重新成为国家法定假日。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国庆的重要程度始终没有改变。然而,国庆日的庆祝主题却相应地发生着变化。

  1.国庆主题:民族认同的内核

  民族认同作为一种极具政治性的集体认同,由多种因素构成,如种族、地理、语言、文化、发展程度,等等。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得以彰显或隐蔽,被强调或忽略,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变化。不同时期标志因素的变化反映出认同的演变过程。在三十多年的国庆头版报道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不仅是一个时代精神实质的缩影,而且同样凝结为这一时期民族认同的内核。而一个关键词的出现、频繁使用和逐渐消失,也伴随着民族认同含义的变化。

  图1显示出政治性较强的代表传统意识形态的关键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国庆头版中的使用频率情况。可以看到,这一类关键词的最高点出现在20世纪80—90年代,在近年的报道中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一特点可以被理解为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性在国庆话语中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中性和普世性的民族认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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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关键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每千字)

  图2反映了国庆头版中“经济”和“发展”两个关键词的使用频率。二者的含义既有重叠又有区别。从1980年到21世纪初,两个关键词的使用频率基本重合,也就是说,在这一时间段内,“经济”等同于“发展”,或者说,“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发展”。但从2005年前后,两个关键词的使用频率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差别,“发展”一词远远超过了“经济”。“经济发展”不再是“发展”的全部意义,对其他领域的全方位发展的论述占据了国庆头版的大量篇幅。比如:

  “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2005)(11)

  “我们要大力推动科学发展,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使发展的成果造福当代、惠及子孙。”(2001)(12)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在2004年首次出现在国庆报道中,但并未出现在头版位置;从2005年以后,“科学发展观”成为国庆头版中固定出现的词汇。伴随这一观念的提出,国庆头版报道中所反映的认同因素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全面而非单一的经济发展观念在具体表述和相关词汇的出现频率中都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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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关键词“经济”、“发展”(每千字)

  “改革”和“稳定/安定”两种关键词的变化趋势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关键词“稳定/安定”在1990年前后的频率突高,在之前之后则明显偏低,体现出这一阶段的政治、社会特点与认同构建的重点和目标。“稳定/安定”是贯穿这一时期民族国家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重要因素。举例来说:

  “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十分珍惜和爱护稳定的局面。建设需要稳定,改革需要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需要稳定。在我们这个拥有11亿人口,经济和文化基础都比较落后的大国,没有稳定的局面什么都搞不成。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现在我们国家的形势是稳定的,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是有觉悟的,是顾全大局的,这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可靠保证。”(1990)(13)

  “改革”一词出现的高点在1992年前后,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等国家重要政治活动和改革举措相呼应。随之,国庆头版中各种“改革”的表述密集出现。在这一阶段,“改革”成为贯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主题,也成为国庆报道的重中之重,体现在具体表述中:

  “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快市场体系的培育,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改进国家的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努力推进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体制的改革。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同改革和发展相适应,大力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在各项改革中,要大胆探索,积极试验,不断总结经验。”(1992)(14)

  通过对关键词频率变化的分析和对具体语境的考察,我们可以观察到国庆报道主题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和发展。可以说,国庆头版报道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建的目标和重点,同时也是对一个时期民族认同的再现。在三十多年的国庆报道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稳定/安定”、“改革”和“发展”等关键词,分别在不同阶段成为当时国庆报道的主题,也成为这一时期民族认同的标志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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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关键词“稳定/安定”、“改革”(每千字)

  2.“中国人民”与“各族人民”:认同的边界与状态

  “人民”一词是从民族国家角度最为常用的认同标签之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民族”的实体,是身份认同的主体。因此,对于“人民”的定义和使用对于划分认同的边界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在《人民日报》国庆头版的报道中,“人民”一词有两种值得注意的搭配方式:“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通过“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在文中的搭配可以观察出对二者描述的区别(见表1)。与“各族人民”相关联的最重要主题是“团结”,而“中国人民”则往往与“友好”、“自豪”、“合作”等词语搭配使用。这些词汇的共同特点是暗示着认同的边界和“他者”的存在。“各族人民”比较普遍地用于针对国内环境的语境中,而“中国人民”则用于有主要他者或外界环境出现的语境中。从图4中可以看出,自1995年以后,在总体趋势上,“各族人民”的使用次数高于“中国人民”。这说明认同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正发生转变。自我认同中对于外界和他者的强调开始下降,关注的重点转向民族国家的内部。

  通过对“人民”一词的搭配方式的考察,可以看到搭配词语中最为常见的是动词。而其中主动用法多于被动用法,静态的形容词和名词则较少。在“人民”作为宾语出现的情况中,动作的发出者往往是党或国家领导人。总体来说,“人民”是一个活动性较强的认同标签。“人民”所附带的含义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外在力量或他者的受动者。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人民日报》国庆头版对民族认同状态的描述:动态而非静态、主动而非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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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认同标签“中国人民”、“各族人民”

  3.国庆与“中华民族”的节日:民族与国家的重合

  首先考察“中华民族”(这里的“民族”是指与“国家”state相对的nation,而非“少数民族”ethnicity)的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认同标签的形成和强化无疑是中国民族认同构建最为明显的标志。一个统一、和谐的“中华民族”的存在是中国民族认同的最终形式,而这一概念的边界与国家概念的最大程度的重合是认同构建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当国庆日被理解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节日时,关于中国民族认同的话语就被实体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人们的观念中成为毋庸置疑、约定俗成的常识。但事实上,当我们通过国庆报道追踪这一认同标签时,就可以发现,其形成过程经历了长时间的变化发展。

  从图5可以看出,在1985年以前的国庆头版报道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中华民族”这一词汇。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国庆的主体并非“中华民族”。在1980—1984年这五年的国庆头版中,仅出现过一次的“中华民族”是在这样的句子中表述的:

  “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1981)(15)

  文中的“中华民族”被置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前后文中,与民族国家的精神内核这一含义相去甚远。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认同内涵仍未脱离近代中国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由于分裂和动荡所带来的特征。从1985年到2000年间,“中华民族”一词开始相对频繁地出现在国庆头版的报道中。但在1995年之前,“中华民族”仍被较多地用于两岸关系的语境中。如:

  “我们希望台湾当局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多做一些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三通’和其他交往的实事,不要做那些导致两岸关系紧张、不利于祖国统一的事。”(1989)(16)

  “我们希望海峡两岸人民携手合作,促进和平统一,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明天。”(1995)(17)

  20世纪90年代国庆报道中关于“中华民族”表述的另一特点是,“中华民族”一词开始以一种具有独立的、统一人格的形式出现在报道语言中,比如:

  “中华民族是个值得自豪的民族,是个大有希望的民族。”(1991)(18)

  “祖国统一,民族强盛,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1996)(19)

  1999年的国庆报道中首次出现了“中华民族”与“伟大复兴”的搭配方式,这一搭配在其后的10年中出现在每一年的国庆头版。在2000年到2011年的国庆头版中,“中华民族”一词共出现过42次,其中28次是与“伟大复兴”搭配使用,二者基本凝结为固定搭配。

  “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9)(20)

  “在新的伟大征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鼓舞着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激励着我们。”(2003)(21)

  “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重要贡献。”(2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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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认同标签“中华民族”

  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表述的凝固,“中华民族”逐渐成为国庆的主体。十月一日成为中华民族的节日。从图5的趋势线中可以看出,这一认同标签的出现频率在逐步上升,在2000年以后成为国庆报道中固定出现的表述。从这一认同标签的形成和使用,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民族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华民族”的含义和使用语境在30年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也正是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中国民族认同逐渐脱离了“分裂”与“统一”的斗争,从民族国家实体化进程中的合法化功能转化为国家发展与“复兴”建设的动员功能。

  四、结语:民族认同的形成与变化

  本文通过对1980年至2011年这32年《人民日报》国庆头版的实证考察,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国庆报道中民族认同因素加以提炼;在对各种认同因素和认同标签的定位、调查和分析中,研究揭示了民族认同的构建机制和演变过程。其中,对国庆报道中高频关键词的考察反映出民族认同标志性因素的变化,即认同本身含义的变化。数据揭示出了认同重心从传统政治性意识形态向普世性、中性的“发展”主题的变化。通过对认同主体——“人民”的考察,研究揭示了民族认同的边界与主体对象的转移,即由早期的“他者”话语逐渐向内部转移,强调内部凝聚力而非边界的划分。同时,对这一认同标签使用语境的考察也反映出认同主体的存在状态。在报道话语中,“人民”标签始终表现为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后,通过对“中华民族”认同标签在国庆报道中的使用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认同因素在国庆主题中的形成和发展。“民族”与“国家”的重合反映出中国民族认同的形成与巩固。

  回到文章最初提出的问题:第一,中国民族认同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演变,在性质和内容上,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正在逐渐减少,从民族角度出发的发展与复兴正逐渐成为民族认同的首要主题;第二,中国民族认同在当下的主体重心是内部而非外部,早期在比较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排外因素已经在主流话语中基本消失,内部的民族凝聚力是当下民族认同的重点;第三,中国民族认同已脱离在19世纪屈辱和斗争基础上所形成的被动、消极的受害者性质,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在当下表现为一种具有很强行动力的积极认同。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在现阶段中国民族认同是一种强调内部凝聚力而非对外、排他的,强调积极自我建设而非对抗、差异的身份认同。

  注释:

  ①Nicholas N,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72(5) , 1993, pp. 59-74.

  ②Lowell Dittmer & Samuel S. Kim,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nathan Unger,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Guangwu Wang,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alism. Leid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1996; Guangwu Wang, 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5, 2000, pp. 1-33; Suisheng Zhao, Chinese Intellectuals' Quest for National Greatness and Nationalistic Writing in the 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152, 1997. pp. 725-745;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Norma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6.

  ④例如,Micheal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1996; Peter W. Preston, Political/Cultural Identity: Citizens and Nations in a Global Era. London: Sage, 1997。

  ⑤Micheal Halliday,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Norman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1995; Roger Fowler, Language in the news. London: Routledge, 1991.

  ⑥Micheal Stubbs, 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n Ryan & Alison Wray (Eds), Evolving Models of Language [C]. Cleven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pp. 100-106; Tony McEnery & Andrew Wilson, Corpus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6; Veronika Koller & Gerlinde Mautner,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Ann Hewings, Caroline Coffin & Kieran O'Halloran, (Eds.) Applying English Grammar: Corpus and Fundtional Approaches. London, Arnold: 2004. pp. 216-228.

  ⑦Magnus Rodell, Mediating the Nation: Celebrating 6th June in Sweden. In David McCrone & Gayle McPherson (Eds.) National Days: Constructing and Mobilizing National Identity. [C]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121-135.

  ⑧Lane J. Harris, Modem Times: The Meaning of Dates and Calendars in Modem China, 1895-1935,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 48. 2008. p. 20.

  ⑨Chung-tai Hung, Mao's Parades: State Spectacles in China in the 1950, The China Quarterly, 190, 2007. pp. 411-431.

  ⑩Zheng Wang,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y Educ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2(4), 2008. pp. 783-806.

  (11)“温家宝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6周年国务院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10月1日,第1版。

  (12)“温家宝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国务院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日,第1版。

  (13)《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周年》,《人民日报》1990年10月1日,第1版。

  (14)“李鹏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3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2年10月1日,第1版。

  (15)《叶剑英委员长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建议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日,第1版。

  (16)《李鹏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10月1日,第1版。

  (17)《李鹏总理在国庆46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10月1日,第1版。

  (18)《实干兴邦——庆祝建国42周年》,《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日,第1版。

  (19)《李鹏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7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10月1日,第1版。

  (20)《朱镕基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10月1日,第1版。

  (21)《满怀信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周年》,《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日,第1版。

  (22)《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重要贡献》,《人民日报》2009年10月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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